「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聖經.約翰福音.八章.七節》
第廿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焦點導演是南韓導演金基德,共選映了他的三齣近期作品,引起了香港觀眾對他以及韓國藝術電影的注視。雖然金基德不是學電影出身,《春夏秋冬》(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and Spring,2003)一片也未能為他在重要國際影展中帶來任何大獎,但他的東方哲思與唯美風格很快就吸引了西方影迷,特別是影評人的青睞及關注。其後,金基德憑《慾海慈航》(2004)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銀熊獎殊榮,進一步讓他從韓國本土走出國際舞台,確立了他在韓國藝術電影的顯要地位。
《慾海慈航》一片原名是Samaritan Girl,即撒馬利亞女孩。這個人物見於《聖經.約翰福音》:她在通姦時被捉,群眾就將她帶到耶穌面前,問耶穌:「我們應不應該用石頭打死她?」耶穌不置可否,只是問了一句:「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人們聽見這個問題後,就一一散去。然後,耶穌寬恕了她,叫她不要再犯罪。
《慾海慈航》和撒馬利亞女孩的故事頗為相似,都是討論罪與罰、寬恕與拯救等等關乎道德與宗教的問題。另一方面,金基德在訪問中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強調基督教價值觀的重要性,但他同時承認自己竭力逃脱嚴謹的基督徒心理。所以,他的電影都很具顛覆性,除了不少性與暴力的場面外,也會引入佛教思想與基督教撞擊,這一部也不例外。
《慾海慈航》分為三章:第一章叫「Vasumitra」(婆須蜜多),那是一個女菩薩的名字,見於佛教典藉《華嚴經》:「若有眾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我為說法,彼聞法已,則離貪欲…凡有眾生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婆須蜜多以色相度眾生,人們在觀看、對話、執手、擁抱、接吻或親近的過程中,離開欲念,即所謂「以欲離欲」。電影中的兩名女學生,一為妓女,一為馬伕,她們希望賺足夠的錢去歐洲旅行。妓女卻滿有使命,除了賣身,也希望讓人感受到愛與關懷,藉此體現婆須蜜多「拯救」世人的精神。不過,在一次掃黃行動中,妓女不幸墮樓死亡(死時的面容仿如一個菩薩),她的同伴幡然大悟,決定自動獻身給每一個嫖客,將錢還給他們。這個過程構成第二章「Samaria」(撒馬利亞)。
關於第二章,金基德說過他想表達「一種鄙視或咒罵身體的社會意識」,他有意將撒馬利亞女孩的故事帶到「現在」的時空,並詢問觀眾:「她有罪嗎?」——金基德給主題進行了一次發展,藉此將一個道德與宗教的問題轉化為一個社會問題,並答道——有罪的是社會意識,但我們不能倒過去用石頭擲向鄙視或咒罵身體的人。
妓女的同伴成為了妓女,繼承了她的遺志,但不久她的父親發現了她的行蹤。父親是一個探長,也是一個教徒,從倫理、法律和宗教三個角度出發,都表明他不會認同女兒的行徑,但他並沒有苛責女兒,他認為有罪的是嫖客,更不惜知法犯法。他奉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處世原則,為此而間接逼使一名嫖客自殺,另一名更被他打死。他不甘自己和女兒受侮辱,結果使用暴力逼害那些鄙視或咒罵身體的人,在過程中捲入了罪惡的漩渦,因為他忘記了罪性並非存在於一二個嫖客身上,而是存在於社會意識之中。由於過度的憤恨,他由被侮辱的一方轉變為擲石頭的人,成為了審判官,但他忘記了自己的身分:他是探長,不是法官;他是人,不是神。
必需指出的是:到了第二部分,導演安插的所有角色都令觀眾難以認同,妓女繼承遺志、父親知法犯法和嫖客墮樓身亡,一切都推向極端甚至荒謬。金基德有意運用布萊希特與荒誕派的戲劇技巧,一方面展示一個光怪陸離的荒誕世界,同時阻止觀眾與角色認同,代之以批判態度去對待一貫的社會意識,動搖舊有的道德觀念。
第三章「Sonata」(奏鳴曲)是一個升華——從社會問題回歸到道德與宗教的層次,正如奏鳴曲式的再現部(Recapitulation)一樣:回歸主題。女兒終於完成了她的任務,父親帶她拜祭亡母(妻)。在回程途中,導演一方面運用空鏡頭展現山中的景致,再次播放Erik Satie的Gymnopedie no.1,更將本片的題旨帶引到道德與宗教的領域,準確地說,《慾海慈航》走近杜斯妥耶夫斯基《罪與罰》(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中的思考。
若我們細心地比較,便會發現影片中女兒一角和《罪與罰》中的索尼婭(Sonya)有不少共通點,她們都是善良的妓女,具有犧牲與寬恕的精神,同時是苦難的象徵,她們的肉體墮落了,但精神卻純潔無瑕。而父親一角則顯然和拉斯科利尼科夫(Raskolnikov)相似,都不甘自己和親人受辱而殺人,最終決定自首,但金基德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所以和杜斯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只是貌合神離,杜氏的小說人物「透過受苦校正個人的道德處境——為個人建立穩健的道德基礎,無論是賦予良心以生命和力量,達致『道德的純化』,還是透過服役贖罪。」(Scanlan,2002,115-116),用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話就是:「受苦,這樣來贖罪」(accept suffering and redeem through it,Dostoevsky,1993,458)。金基德卻並有為觀眾帶來任何出路,反而陷入虛無的泥淖。
婆須蜜多的哲學令妓女身亡,暴力的哲學令不解的父親犯罪被捕。顯而易見,這兩種思想並不能帶來出路,本片也沒有提供答案,只有一個悲觀主義的尾聲。到了片末,父親放下了代表暴力的石頭,用石頭鋪成迂迴的道路,在被捕前教曉了女兒駕駛的方法,但路還是要自己走,自己摸索。女兒失去了家的庇護,單靠自己的力量,她能夠離開遍地泥濘嗎?處境就正如卡繆所指:
「在一個突然失去了幻景和光明的宇宙中,人便感到自己是個異鄉人、陌生客了。他的放逐感是無藥可救的,因為他已失去了故鄉的記憶,也不再有『許諾地』(Promised Land)的希望。」(Camus,1996,36)
參考書目:
Albert Camus著,張漢良譯(1996):《薛西弗斯的神話》,台北市,志文出版社。
Fedor Dostoevsky著,非琴譯(1993):《罪與罰》,南京市,譯林出版社。
James P. Scanlan (2002): Dostoevsky the think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參考網頁:
http://www.giantrobot.com/transmissions/53kimkiduk/
http://www.latrobe.edu.au/screeningthepast/firstrelease/fr0902/byfr14a.html
(刊於Bulletin 03-04”Gender and Sexuality”,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KU)
《聖經.約翰福音.八章.七節》
第廿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焦點導演是南韓導演金基德,共選映了他的三齣近期作品,引起了香港觀眾對他以及韓國藝術電影的注視。雖然金基德不是學電影出身,《春夏秋冬》(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and Spring,2003)一片也未能為他在重要國際影展中帶來任何大獎,但他的東方哲思與唯美風格很快就吸引了西方影迷,特別是影評人的青睞及關注。其後,金基德憑《慾海慈航》(2004)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銀熊獎殊榮,進一步讓他從韓國本土走出國際舞台,確立了他在韓國藝術電影的顯要地位。
《慾海慈航》一片原名是Samaritan Girl,即撒馬利亞女孩。這個人物見於《聖經.約翰福音》:她在通姦時被捉,群眾就將她帶到耶穌面前,問耶穌:「我們應不應該用石頭打死她?」耶穌不置可否,只是問了一句:「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人們聽見這個問題後,就一一散去。然後,耶穌寬恕了她,叫她不要再犯罪。
《慾海慈航》和撒馬利亞女孩的故事頗為相似,都是討論罪與罰、寬恕與拯救等等關乎道德與宗教的問題。另一方面,金基德在訪問中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強調基督教價值觀的重要性,但他同時承認自己竭力逃脱嚴謹的基督徒心理。所以,他的電影都很具顛覆性,除了不少性與暴力的場面外,也會引入佛教思想與基督教撞擊,這一部也不例外。
《慾海慈航》分為三章:第一章叫「Vasumitra」(婆須蜜多),那是一個女菩薩的名字,見於佛教典藉《華嚴經》:「若有眾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我為說法,彼聞法已,則離貪欲…凡有眾生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婆須蜜多以色相度眾生,人們在觀看、對話、執手、擁抱、接吻或親近的過程中,離開欲念,即所謂「以欲離欲」。電影中的兩名女學生,一為妓女,一為馬伕,她們希望賺足夠的錢去歐洲旅行。妓女卻滿有使命,除了賣身,也希望讓人感受到愛與關懷,藉此體現婆須蜜多「拯救」世人的精神。不過,在一次掃黃行動中,妓女不幸墮樓死亡(死時的面容仿如一個菩薩),她的同伴幡然大悟,決定自動獻身給每一個嫖客,將錢還給他們。這個過程構成第二章「Samaria」(撒馬利亞)。
關於第二章,金基德說過他想表達「一種鄙視或咒罵身體的社會意識」,他有意將撒馬利亞女孩的故事帶到「現在」的時空,並詢問觀眾:「她有罪嗎?」——金基德給主題進行了一次發展,藉此將一個道德與宗教的問題轉化為一個社會問題,並答道——有罪的是社會意識,但我們不能倒過去用石頭擲向鄙視或咒罵身體的人。
妓女的同伴成為了妓女,繼承了她的遺志,但不久她的父親發現了她的行蹤。父親是一個探長,也是一個教徒,從倫理、法律和宗教三個角度出發,都表明他不會認同女兒的行徑,但他並沒有苛責女兒,他認為有罪的是嫖客,更不惜知法犯法。他奉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處世原則,為此而間接逼使一名嫖客自殺,另一名更被他打死。他不甘自己和女兒受侮辱,結果使用暴力逼害那些鄙視或咒罵身體的人,在過程中捲入了罪惡的漩渦,因為他忘記了罪性並非存在於一二個嫖客身上,而是存在於社會意識之中。由於過度的憤恨,他由被侮辱的一方轉變為擲石頭的人,成為了審判官,但他忘記了自己的身分:他是探長,不是法官;他是人,不是神。
必需指出的是:到了第二部分,導演安插的所有角色都令觀眾難以認同,妓女繼承遺志、父親知法犯法和嫖客墮樓身亡,一切都推向極端甚至荒謬。金基德有意運用布萊希特與荒誕派的戲劇技巧,一方面展示一個光怪陸離的荒誕世界,同時阻止觀眾與角色認同,代之以批判態度去對待一貫的社會意識,動搖舊有的道德觀念。
第三章「Sonata」(奏鳴曲)是一個升華——從社會問題回歸到道德與宗教的層次,正如奏鳴曲式的再現部(Recapitulation)一樣:回歸主題。女兒終於完成了她的任務,父親帶她拜祭亡母(妻)。在回程途中,導演一方面運用空鏡頭展現山中的景致,再次播放Erik Satie的Gymnopedie no.1,更將本片的題旨帶引到道德與宗教的領域,準確地說,《慾海慈航》走近杜斯妥耶夫斯基《罪與罰》(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中的思考。
若我們細心地比較,便會發現影片中女兒一角和《罪與罰》中的索尼婭(Sonya)有不少共通點,她們都是善良的妓女,具有犧牲與寬恕的精神,同時是苦難的象徵,她們的肉體墮落了,但精神卻純潔無瑕。而父親一角則顯然和拉斯科利尼科夫(Raskolnikov)相似,都不甘自己和親人受辱而殺人,最終決定自首,但金基德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所以和杜斯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只是貌合神離,杜氏的小說人物「透過受苦校正個人的道德處境——為個人建立穩健的道德基礎,無論是賦予良心以生命和力量,達致『道德的純化』,還是透過服役贖罪。」(Scanlan,2002,115-116),用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話就是:「受苦,這樣來贖罪」(accept suffering and redeem through it,Dostoevsky,1993,458)。金基德卻並有為觀眾帶來任何出路,反而陷入虛無的泥淖。
婆須蜜多的哲學令妓女身亡,暴力的哲學令不解的父親犯罪被捕。顯而易見,這兩種思想並不能帶來出路,本片也沒有提供答案,只有一個悲觀主義的尾聲。到了片末,父親放下了代表暴力的石頭,用石頭鋪成迂迴的道路,在被捕前教曉了女兒駕駛的方法,但路還是要自己走,自己摸索。女兒失去了家的庇護,單靠自己的力量,她能夠離開遍地泥濘嗎?處境就正如卡繆所指:
「在一個突然失去了幻景和光明的宇宙中,人便感到自己是個異鄉人、陌生客了。他的放逐感是無藥可救的,因為他已失去了故鄉的記憶,也不再有『許諾地』(Promised Land)的希望。」(Camus,1996,36)
參考書目:
Albert Camus著,張漢良譯(1996):《薛西弗斯的神話》,台北市,志文出版社。
Fedor Dostoevsky著,非琴譯(1993):《罪與罰》,南京市,譯林出版社。
James P. Scanlan (2002): Dostoevsky the think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參考網頁:
http://www.giantrobot.com/transmissions/53kimkiduk/
http://www.latrobe.edu.au/screeningthepast/firstrelease/fr0902/byfr14a.html
(刊於Bulletin 03-04”Gender and Sexuality”,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