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香港電影》第四十期)
影評人、書評人。著有《里爾克十論》、《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合著有《左文右武中師父 :劉家良功夫電影研究》,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公主陳寶珠:愛她想她寫她(評論集)》、《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4年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2011年4月30日
2011年4月28日
2011年4月18日
2011年4月10日
更好的報復——《愛有新世界》
愈來愈認同,好的電影應該令人更了解世情,讓人找出已被塵土深埋的原則。從前,《馬太福音》有一段話,教我困惑了一陣子,話是基督說的:「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一直覺得基督的話也許不大合乎常理吧,至少在感覺上這樣想。看過《愛有新世界》(In a Better World,原來片名是《報復》The Revenge),對該番話似乎有更好的理解了……
《愛有新世界》是奧斯卡金像獎和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導演Susanne Bier是丹麥人,拍過《雙情路》(Brothers,2009)的原版《迷失真相》(Brødre,2004)等作品。《愛有新世界》跟《迷失真相》都關涉一些道德困境、焦慮與罪疚感問題,也指涉一些經典文本(前者是福音書、安徒生童話《夜鶯》;後者是《奧德賽》)。
《愛有新世界》的二元性十分明顯,兩個小孩的家庭、兩個各有憂患的父親、丹麥與蘇丹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兩次傷人的攻擊事件。最重要的二元性是醫生Anton的不作對,與少年人Christian的睚眥之怨必報心態,乍看前者依從上述基督的垂訓,後者採用猶太摩西律法的以眼還眼原則。我無意作聖經釋義(前人已做了許多),或調和兩約的矛盾,反而想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不義與惡的問題(無日無之!),從影片看看甚麼原則值得今人支持。
我很欣賞《愛有新世界》的二元性之間有互相對話。少年人Christian喪母之後,心理走向極端,他的報復手段、暴力壓制,解決了小惡霸對同學Elias的欺凌,初嘗勝利。之後,由於Elias的父親醫生Anton遭一個地方惡霸侮辱,Anton不作對抗,Christian就用炸彈恐嚇惡霸,行動升級,卻殃及池魚,事件令Christian反省了報復的不當,同時也解開了母親死亡的心結。
另一邊,醫生Anton在蘇丹進行救援工作,深受愛戴。一天,變態惡人大隻佬受傷向Anton求助,Anton醫治了他,當地人不以為然,十分失望。終於Anton消極地將惡人大隻佬交到當地人手中,讓他們私下盡情報復。
《愛有新世界》的重心正是,主張以眼還眼的人,明白了不要與惡人作對;不要與惡人作對的人,明白了有時要以眼還眼。當中兩個原則,以眼還眼更具社會性,因為社會需要公正,亂世之中(如蘇丹)更需要正義,有時也只有以眼還眼,才能平息受害者心底的恨意,讓事件了結。不要與惡人作對則更具原則性,是對個人而言較高的道德要求,在太平年代(如當下的丹麥)可以主張不對抗、非暴力。
也許執著於以眼還眼,只會陷於教條主義,對甚麼欺壓都不對抗,就太消極退讓,以為事情會自動過去,更會陷於理想主義。摩西律法與基督的話正好有互補的關係。由《愛有新世界》到福音書,我又想起法國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的一番話:We must strive to substitute more and more in this world effective non-violence for violence.(在世上,應盡量設法用有效的非暴力取代暴力。)她的話令我想到「有效」的重要性,在教條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現實主義的衡量平估也是不能缺欠的,我們就以這些原則尋找更實在的寬容或更好的報復。
《愛有新世界》是奧斯卡金像獎和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導演Susanne Bier是丹麥人,拍過《雙情路》(Brothers,2009)的原版《迷失真相》(Brødre,2004)等作品。《愛有新世界》跟《迷失真相》都關涉一些道德困境、焦慮與罪疚感問題,也指涉一些經典文本(前者是福音書、安徒生童話《夜鶯》;後者是《奧德賽》)。
《愛有新世界》的二元性十分明顯,兩個小孩的家庭、兩個各有憂患的父親、丹麥與蘇丹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兩次傷人的攻擊事件。最重要的二元性是醫生Anton的不作對,與少年人Christian的睚眥之怨必報心態,乍看前者依從上述基督的垂訓,後者採用猶太摩西律法的以眼還眼原則。我無意作聖經釋義(前人已做了許多),或調和兩約的矛盾,反而想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不義與惡的問題(無日無之!),從影片看看甚麼原則值得今人支持。
我很欣賞《愛有新世界》的二元性之間有互相對話。少年人Christian喪母之後,心理走向極端,他的報復手段、暴力壓制,解決了小惡霸對同學Elias的欺凌,初嘗勝利。之後,由於Elias的父親醫生Anton遭一個地方惡霸侮辱,Anton不作對抗,Christian就用炸彈恐嚇惡霸,行動升級,卻殃及池魚,事件令Christian反省了報復的不當,同時也解開了母親死亡的心結。
另一邊,醫生Anton在蘇丹進行救援工作,深受愛戴。一天,變態惡人大隻佬受傷向Anton求助,Anton醫治了他,當地人不以為然,十分失望。終於Anton消極地將惡人大隻佬交到當地人手中,讓他們私下盡情報復。
《愛有新世界》的重心正是,主張以眼還眼的人,明白了不要與惡人作對;不要與惡人作對的人,明白了有時要以眼還眼。當中兩個原則,以眼還眼更具社會性,因為社會需要公正,亂世之中(如蘇丹)更需要正義,有時也只有以眼還眼,才能平息受害者心底的恨意,讓事件了結。不要與惡人作對則更具原則性,是對個人而言較高的道德要求,在太平年代(如當下的丹麥)可以主張不對抗、非暴力。
也許執著於以眼還眼,只會陷於教條主義,對甚麼欺壓都不對抗,就太消極退讓,以為事情會自動過去,更會陷於理想主義。摩西律法與基督的話正好有互補的關係。由《愛有新世界》到福音書,我又想起法國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的一番話:We must strive to substitute more and more in this world effective non-violence for violence.(在世上,應盡量設法用有效的非暴力取代暴力。)她的話令我想到「有效」的重要性,在教條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現實主義的衡量平估也是不能缺欠的,我們就以這些原則尋找更實在的寬容或更好的報復。
201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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