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九一一事件的影片不少，有的志在療傷，有的志在控訴，而我很欣賞印度裔女導演美娜拉兒（Mira Nair）的《我不是拉登》（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出乎意料之外，影片對於香港今時今日的處境，更有反思的作用。
《我不是拉登》改編自巴基斯坦作家Mohsin
Hamid的同名暢銷小說。電影用了倒敘法，並選取政治驚悚片（political thriller）類型――白人教授在街頭被恐怖分子擄去，美國中情局的臥底記者借訪談卓根斯教授，希望找到線索，而卓根斯教授透過這次訪談，回望自己的過去。
卓根斯是典型的離地中產，十八歲就離開巴基斯坦到美國追尋夢想（可以跟《中國合夥人》互為比較），透過大學教育、投入西方的文化生活、進入估值公司，用已發展國家的經濟手段，回頭對付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如在菲律賓工廠進行人力資源重組），竭力擺脫自己原來的本土性，希望轉化成為「美國人」。這也是香港離地中產的普遍心理，就是一心賺錢和移民。
沒有九一一事件就沒有突發性的轉變，也就沒有戲劇性了。離地中產的變化，不只是卓根斯跟白人女子分手，以及九一一引發的許多效應，例如愛國主義、種族主義、美國海關關卡重重、一些人如驚弓之鳥等等，更重要的是，卓根斯終於明白企業的剝削手段（如對土耳其出版商毫不留情，打擊本土文化），以及他對自身文化產生新的認同，例如詩歌文學和伊斯蘭教，打開了可以安身立命的身份概念，於是他毅然離開美國和企業，回到出生地巴基斯坦，參與本土教育和本土發展的研探，由「美國夢」轉為「巴基斯坦夢」。
近年香港人的本土關懷意識大增，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都受到追捧，大大小小的族群衝突時有所聞，本土政治也如箭在弦。雖然，香港的處境跟巴基斯坦不一樣（最明顯是宗教方面：巴基斯坦有伊斯蘭教作文化後盾，香港的基督教界在本土議題中幾乎缺席或邊緣化，反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台灣的本土性，有不少討論和行動），但是，香港和巴基斯坦都對龐大帝國心存芥蒂（巴國反美，香港拒共），如此激化了本土政治和族群意識。
《我不是拉登》對於現在熾熱的香港本土議題，留下出色的討論範本。片中的卓根斯是本土派學者，但明顯他不是歸了邊的原教旨主義者和恐怖份子，他保留自身的複雜性和獨立性。最終美國中情局的臥底記者誤殺學生，美巴矛盾很有可能更為熾熱。美娜拉兒畢竟有自己的立場――卓根斯在學生的葬禮中強調公民和平抗爭，而臥底記者也全面了解卓根斯的故事，可以說，放下帝國心態和暴力行為，本土政治跟和平行動結合，是片中呈現的立場。
三池崇史不是我欣賞的導演，他以拍得快見稱，隨時一年三部片，例如去年就推出了《逆轉裁判》、《愛與誠》、《惡之教典》，看過了也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意料不到，《10億懸賞追殺令》實在不錯，相信木內一裕的原著小說是幕後功臣。
電影以文本和角色設置較為突出，而且討論工作、政府與家庭等生活要項，直指現代人倫理的核心所在。財雄勢大的蜷川（山崎努飾）因為孫女被殺，於是拿出十億懸賞，讓人追殺殺人犯清丸（藤原龍也飾），於是收留清丸的人，以至護士、貨車司機、警察等都為之瘋狂，都想殺之而後快，利字當頭，人人爭先。由於清丸要從福岡送到東京警察廳受審，警方派銘苅（大澤隆夫飾）和白岩（松嶋菜菜子飾）等五人護送，就在這個特別任務中，他們和清丸成為一路被跟蹤的眾矢之的。
核心人物是蜷川、銘苅、清丸三個老中青男人，各自代表了不同觀念，互相角力，形成眾聲爭鳴的戲劇效果，由於他們互有交手，如此產生了不同世界觀互相撞擊的花火，電影（或小說）好看之處全然在此。
清丸相對簡單，他是殺人如麻的慣匪、好色之變態狂、純粹邪惡的存在、必要之惡，沒有人會同情他，他成為人民公敵，卻死不懺悔。因為他邪惡，所以引起人們的焦慮，也為銘苅的工作帶來巨大壓力。
蜷川代表了金錢力量，他愛惜孫女是情有可原，可是以金錢和懸賞來達致正義的平衡，形成了情與理的不平衡狀態（不只懸賞，復仇本身也具有爭議性），畢竟懸賞引發貪念，而貪財是萬惡之根，由於金錢的力量，出現了性命的威脅、非理性的行為、法理的削弱和執法的難度。如果說非暴力抗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那麼以金錢來復仇抗命，就跌入扭曲的狀態裡了。
銘苅和白岩都是重視家庭的人，銘苅是鰥夫，以想像建構的故事來支撐個人的工作倫理，他在電影中是最正面的角色，不斷受到挑戰，也不斷探詢自己的價值觀是否正確。
如何探詢呢？先了解銘苅的價值觀吧。銘苅屬於典型的中產專業人士類別，相信法治原則，工作任命至上，盡量不以情感用事，態度認真專業，有節有理，可是看到同袍因為護送一個人渣，面對殺身之禍，互不信任，有人甚至早就被收買。銘苅在特別行動中，徹頭徹尾是一個工作至上的理想主義者，以完成任務為志業，這份傾向義務論（deontology）的道德絕對主義（moral absolutism），令他不會選擇傾向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般，計算結果，權衡輕重。
《10億懸賞追殺令》表面上傾向義務論的道德絕對主義，但由於傷亡陸續發生，引發觀者一再探詢，形成了兩種倫理體系的拉扯與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