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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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3日
2024年5月1日
2024年4月14日
2024年4月5日
2024年4月2日
四月四講
時間：2024年4月13日（六） 11:00am
地址：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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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一拳書館
地址：留下書舍
2024年3月19日
2024年3月8日
《特權樂園》── 夢想集中營
《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是祖納芬基里沙（Jonathan Glazer）自編自導的作品，雖然說是改編已故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同名小說，但內容幾乎不相干，一樣的是，小說和電影都以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赫斯（Rudolf Höss）為主要角色。
《特權樂園》一開始是幾分鐘的黑畫面引子，只有音樂，我們進入一個歷史反思的空間，率先打開了聽覺而非視覺，事實上，電影的音響設計十分重要。電影沒有揭示血腥的殺人畫面，但暴力卻是每一刻都發生，觀眾聽到遙遠可聞的槍聲、人聲、狗吠聲，但看不到暴力與殺戮。遠方煙囪的煙，已經令人想到無數人喪失生命。暴力在無形之中。
電影的主角赫斯，表面上看是好丈夫、好爸爸，有五個子女，而赫斯之妻希穎（Hedwig）也將家園整理佈置得有秩序，環境得體和美觀，像樂園一樣。但他們的家對面，就是赫斯管理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赫斯和希穎眼中只有工作與家庭生活，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反之，外婆逗留一晚就惴惴不安，而女僕在黑夜中外出，善意地留下一些水果食物。
我們看不到暴力，留下許多聯想空間，例如赫斯與女子的性關係，又例如希穎將囚犯的物品充公又交給家人，我們看不過程，還有，赫斯的兩個兒子在花園，兄長將弟弟關在溫室，令人想到猶太人被關進毒氣室。至於，赫斯晚上向女兒閱讀的格林兄弟童話《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也有殘酷暴力的一面。
《特權樂園》的結尾十分有力。赫斯調職到柏林附近的奧拉寧堡，繼續受命執行屠殺計劃，但他與家人暫時分開。赫斯獨自參加慶祝宴會，在電話中對妻子說用毒氣殺宴會廳中人的笑話，反映赫斯還有希穎，根本視人命如草芥。
離開辦公室時，赫斯突然間感到作嘔，在痛苦中，一時間他似乎想到一些事。突然間，電影跳接到現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歷史見證著希特拉、赫斯，以及德國納粹惡名昭彰的大屠殺。單單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就有超過一百萬人被殺害。在痛苦中，赫斯似乎重獲思考能力，個人良心發現，但其實他沒有，赫斯一路往下走，踏上他的地獄沉淪之路。
總括而言，《特權樂園》的主題，就是「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這在鄂蘭（Hannah Arendt）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惡之平庸性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中，有深入的探究。
鄂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尾，才帶出惡的平庸性這個深刻的見解。所謂惡的平庸性，就是指艾希曼這種人，他們不是一心想作個惡人，他們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並不愚蠢，只是喪失思考能力（thoughtlessness）。鄂蘭認為，「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兇，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
赫斯的原型不只是歷史上的赫斯，還有受審的艾希曼。事實上，電影也提及了艾希曼的名字。這種人奉公守法，盡忠職守，而且服從命令，但對不公義、不人道的事，毫無思考和反應，體現了「惡的平庸性」，在極權統治下，這種人將國家元首和上司的指示貫徹執行，造成了可怕的浩劫。
《特權樂園》的赫斯和艾希曼一樣，在家庭、朋友之間，可能是一個好人，心理正常，並非變態。但在現實中就是屠殺者，在歷史中就是最終判處絞刑的重犯。
2024年3月1日
2024年2月19日
2024年1月28日
2024年1月26日
〈香港本土詩的傳統〉附言
首先要理解什麼是傳統，否則莫衷一是。
傳統不是有獎問答遊戲，不是鬥快講出答案，重點也不是某年某月某日，而是一個年代甚至更長時間，詩歌或文學風格面貌的建立。
舉例而言，如果說五十年代中葉開始，馬朗建立了香港現代主義傳統，他是以編輯（《文藝新潮》）、創作（發表在《文藝新潮》的詩和小說）、評論（〈發刊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翻譯、獎項多項工作，有力地帶動同儕和後輩，共同建立傳統，影響力下及六十年代甚至以後。
在五十年代中葉之前，例如三十年代就有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和相關評論，時間早得多了，足足有二十年，但三十年代的詩人和作家未至於建構起香港現代主義傳統。當然，遭逢亂世，當時的客觀大環境實在不利作家和詩人生存。
傳，是指傳承，有帶動的意思，一方面帶動同道中人，另一方面也帶動後起之秀。馬朗帶動的同道中人有楊際光、李維陵等等，後起之秀有崑南、蔡炎培、王無邪和盧因等等。
《文藝新潮》發表了許多翻譯，包括艾略特（T. S. Eliot，又譯艾略脫）和威廉斯。馬朗翻譯了威廉‧卡洛士‧威廉斯〈紅輪手推車〉、〈快樂的牆紙上〉、〈貧窮〉三首詩，在《文藝新潮》第七期（1956年11月25日）刊出，又以介紹文字旁及威廉斯與艾略特之爭，馬朗在香港率先指出威廉斯新鮮明朗的新路線：
「他不停努力建造美國現代詩的新路線，極力提倡美國風格，不但反對承襲英詩傳統，甚至反對艾略脫等順從歐洲的潮流，而採用大量俚語，簡明幾致近乎原始的詞彙，絕對主張自由，被人目為『不文明』和『粗野』。事實上他的詩非常革命化，也非常新鮮明朗，雖然違反純詩的規則，以及太熱衷於側重美國地方色彩，但是他的格調顯著並有風骨，勝過技巧的賣弄，所以即使寫得太多，寫得太快，不夠精嚴，卻是每一首都幾乎成為現代文學的『迷歌』。」
後起之秀崑南（另有筆名葉冬）在《好望角》第五號（1963年5月）「William Carlos Williams紀念專輯」中，發表〈談威廉斯的詩風〉一文，繼續討論威廉斯。但對於香港本土詩更有影響的，不是威廉斯本人，而是威廉斯的風格和他帶動的美國詩壇後起之秀，就是也斯在《美國地下文學選》翻譯的Beat Generation詩人和Bob Dylan歌詞。
傳統的建立不是依賴一篇詩話文章，而是一班人群策群力，後來者傳承，繼往開來。
對一些人來說，傳統也不是好東西，所以大家不用爭。統是指正統，有排拒異議一面，強大的傳統也為後來者帶來壓力或焦慮，所以傳統建立之後，就有人反傳統。對於艾略特的影響和現代主義的技法，西西、古蒼梧在六十年代提出觀察甚至評論，都是先驅的聲音，難能可貴。道路修直了，還要有人行，以編輯、以創作、以評論、以翻譯，一起走下去。
關於七十年代的香港本土詩和生活化寫作，也斯、葉輝、羅貴祥、王良和、鍾國強、王家琪都寫過一些重頭文章，我不重複贅言。另外，拙文〈香港本土詩的傳統〉，是鍾國強詩評集《默讀餘溫》的導讀，最好不要與書過分切割，尤其密切的是〈本土詩的一種面向——以阿藍、關夢南、馬若詩為例〉一文。
見樹不見林，只著重一個人和時間年月日，可能不見大環境、大面貌，但如要看林，也難免看不到樹的細節，反正有人看樹，我就看林好了，順便也看看樹。樹林清靜，可以慢慢看、默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