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3日

電影與政治實踐——以《赤色風暴》、《血戰》及《捷古華拉》為例


時近五、六月,政治氣氛日趨濃厚,歷史的傷痕又再淌流熱血,觸動了大眾的敏感神經。然而,在電影世界中,我們可以比較冷靜地想想政治的問題,看別人的歷史經驗,認真地思考個人的政治理念是否過度簡約、不夠成熟。近日看到三部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赤色風暴》(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血戰》(Defiance)及《捷古華拉》(Che),都帶給我新的觀影經驗。

先說《赤色風暴》。電影以七十年代西德左翼恐怖分子「赤軍團」(Red Army Faction) 的幾位領導為中心,寫實而流暢明快地放眼1967至1977十年的時光,反映出一些左翼份子與學生運動如何逐步激進蛻變成恐怖赤軍,從「革命放假」的平靜背景轉為破壞民主社會的動蕩年月。赤軍團主腦Ulrike Meinhof、Andreas Baader、Gudrun Ensslin俱實有其人,Ulrike Meinhof本是左翼記者,後來感受到集體政治訴求、反抗、示威、行動帶來的力量,再加上她被Baader和Ensslin的暴力鬥爭路線所影響,投筆轉而成立赤軍團。三個人和一眾黨羽的行徑令我想到有政治自覺、敢言敢作敢為、對弱者有同情的人更需要道德良心的規範,更需要清醒地面向權勢,否則他們的原始血性暴力、堂而皇之的理想口號與煽動性強的政治熱忱三者勾連結合,難免對理性秩序做成極大危險。他們一眾赤軍成員空有政治意識卻傷及無辜、玩弄易於被鼓動的青年群眾,以暴力回應暴力,以仇恨回應仇恨,其實他們是自以為神施行在世審判。由此可想,電影中一位處理赤軍動亂的官員Horst Herold(Bruno Ganz飾)以「神話」二字為赤軍團的行為定性,實在十分高明,道明了一切政治行動本質上都是宗教行動。尤其是一眾主腦在獄中仍可以自殺來製造政治迫害假象,鼓舞第二、三代赤軍門徒作大型襲擊,事件更見主腦虛偽魔性,卻以受難的外衣掩人耳目。

《血戰》一片堪稱現代出埃及記的遊擊隊故事,在二次大戰時被德軍佔領的東歐叢林,一班猶太人在Tuvia(Daniel Craig飾)的帶領下組成社區,他施行強勢的貴族式寡頭領導,驅逐了政治路線上較為激進的弟弟Zus,更將犯上作亂品行低劣者施以死刑,Tuvia的品行比較高尚,容許傳統宗教化育百姓。及至德軍對社區進行滅絕攻擊,一度喪志的Tuvia與另一弟弟Asael像摩西帶領群眾越過淺灘,最終三兄弟也團結聯手擊敗德軍。《血戰》的表層是戲劇性情節和場面,深層其實是政治,導演似乎以一個不安的逃難背景中探詢政治領袖的必要品性,Tuvia作為領袖除了需要建立權威、體察眾生多艱、保持清醒果斷的頭腦和道德良心外,也需要了解到百姓需要生存,也需要秩序,更需要教育和規範。而從兩部電影可見,我們切切實地實面對兩個難題——如何在理性秩序的安頓環境中而不失卻對受苦者的同情、如何在現代趨新的步幅中不遺忘傳統的教益。

蘇德堡(Steven Soderbergh)的話題作《捷古華拉》片長四小時,我略嫌太長(其實上述兩片都有兩小時多長度,但精彩),不及幾年前的《哲古華拉少年日記》(Motorcycle Diaries,2004)好看。但我欣賞蘇德堡採取平視的角度實在地看捷古華拉,上集他和卡斯特羅等人在古巴搞革命水到渠成,拿著同一理念在玻利維亞搞革命卻進退失據,也許人永遠是最大的變數,個我的政治文化理念放下了,才可以看見別人真正需要甚麼。三部電影展現了一班又一班活生生有高低起跌的行動者、抗爭者和革命家,三位導演沒有神化誰且尊重歷史(題外:除了吳宇森,有哪位香港導演敢以六七暴動為題材?),這是共同的優點,若論警世作用、拍攝技法和可觀性,首選《赤色風暴》。但要說內涵深邃,還是《血戰》,它提供了政治實踐的上好反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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