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就是時尚。香港藝術館的「路易威登：創意情感藝術展」在謾罵聲中完結，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黃金時裳：巴黎與倫敦1947至1957年」展覽還在吸納慕名而往的人潮。LV、Christian Dior和Cristóbal Balenciaga是響噹噹的金漆招牌。沒有華衣美服，又怕丟人現眼，就只好躲在暗黑電影院的後排角落偷窺《時尚女王香奈兒》（Coco Before Chanel），但覺草草了斷，始終難耐心癢找來香奈兒的兩本傳記——Janet Wallach的《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和Katharina Zilkowski的《可可香奈兒》，由書及人總比較親切吧。
大家都知道香奈兒出身貧寒，在Aubazine的天主教孤兒院長大，在寄宿學校學會縫紉，直至遇上Arthur “Boy” Capel，他鼓勵香奈兒往時尚事業走，也給與她財力上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男性調派往前方作戰，女性要在後方竭力工作，加上二十世紀初女性地位逐步提高，種種因素令舊日主流的蕾絲與束胸衣服款式需要轉變。香奈因為自己瘦小輕盈如男孩的身形，設計出線條簡潔、輕便實用為本的衣服，令她逐步走上時尚浪潮的尖端。
也許更人入勝的不單是時裝衣服，而是香奈兒與文化界的交往，以及她說不盡的情史。香奈兒對前衛的芭蕾舞和劇場演出十分支持，甚至以設計戲服的身份加入星光熠熠的創作團隊，她尤其支持著名的狄亞基洛夫（Sergei Diaghilev）和他創立的俄國芭蕾舞團，更在財政上大方捐助，她更慧眼識英雄，稱讚他道：「不只貝多芬的音符可以讓人起舞，我們也可以跳畢卡索的畫、或克洛岱爾（Claudel）的詩。而狄亞基洛夫是第一個瞭解到這點並身體力行的人。」（《可可香奈兒》，頁116）除了狄亞基洛夫，香奈兒出入於各式各樣文化人士，順手拈來的名字就有畢卡索、谷克多（Jean Cocteau）、詩人何維第（Pierre Reverdy）和劃時代的大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香奈兒的情人多不勝數，與史特拉文斯基的露水情緣已有Chris Greenhalgh的小說大書特書。其後，俄國貴族帕夫羅維奇堪稱香奈兒愛情生命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出現令香奈兒從簡約風格時期轉到「斯拉夫時期」的華麗風格，以線性、無褶、平面為關鍵點，且用珍珠、金絲、人造寶石刺繡圖案，更因為帕夫羅維奇將香水師Ernest Beaux引介給香奈兒，成就了著名的Chanel No.5香水。再其後，她熱情地支持詩人何維第……
關於香奈兒，不得不提起1926年面世的Little Black Dress。Janet Wallach寫得精要，言簡意賅：「在兩次大戰的富裕繁華時代裡，Little Black Dress代表一種蠻不在乎的精神，是針對奢華的一種反撲：在那個Jazz Age裡，到處是明亮的色彩、誇張的圖案、金色銀色、流蘇、羽毛、珠飾及大片刺繡幾乎氾濫。香奈兒這一件長袖的黑色寬鬆洋裝，日裝以羊毛或棉絨布製成，晚裝則以緞子、縐紗或絲絨製成，撼動了時尚界。」（《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頁77-78）
香奈兒與電影的關係也不能夠一筆勾銷，1930年，香奈兒替谷克多的《詩人之血》（The Blood of a Poet）擔任時裝設計師。翌年香奈兒就被荷里活高薪吸納。1936年，她將年輕的意大利貴族、日後的大導演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介紹給尚雷諾亞（Jean Renoir），順水推舟將小伙子帶入電影行。1939年，尚雷諾亞的經典之作《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上映，服裝設計一欄赫然打上Chanel大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住在巴黎麗池酒店的香奈兒卻與納粹情人糾纏不清，為她人生一大污點。二戰後，法國時尚界的領頭人也不再是香奈兒，而是引領復古、打造New Look的Christian Dior了。但香奈兒還能夠東山再起，名星馬蓮德烈治（Marlene Dietrich）、羅美雪妮黛（Romy Schneider）、珍摩露（Jeanne Moreau）和嘉麗絲姬莉（Grace Kelly）都沒有忘記她呢。
歸根結底，也許是時代改變了香奈兒，香奈兒也改變了時代。張愛玲在《流言．更衣記》裡說得妙：「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而香奈兒肯定是國際性的衣服大屋主，因為在這一刻還有許多人住在香奈兒的衣服裡，又因為香奈兒就是時尚，也可能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褒獎是對的：「戴高樂、畢卡索及香奈兒，是法國廿世紀留給世人永垂不朽的三位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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