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9日

還記得第一次:譚以諾《黑目的快樂年代》

        每逢歲晚新年,總會想想一年裡看過甚麼好書。我的閱讀焦點是香港文學,計算一下,今年過眼涉獵和仔細捧讀過的有約莫有五、六十種,換言之,平均每一個禮拜,都有至少一種香港的本土文藝出版。而其中,也斯、葉輝、董啟章和廖偉棠應該在2011年最活躍作家之列,出版量多,質數也保持水準,「八十後作家群」也嶄露頭角,新詩方面,西草的《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呂永佳的《而我們行走》和崑南主編的《80後十位香港女詩人:詩性家園》,展示出截然不同的自我風格;小說方面則有雨希和譚以諾。到年底,譚以諾的小說集《黑目的快樂年代》終於面世,順勢令他成為往後最值得期待的八十後小說作家之一。

成長小說的平衡與和解

        《黑目的快樂年代》沒有作者本人的前言或後記,似乎作品已是一切,書前有湯禎兆的序,以「成長小說」的楷模視之。這個評論策略,實屬必要。論及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大概總是由大文豪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說起,而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及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等文學理論大師,也為成長小說的閱讀及批評角度,提出種種方法竅門。既然湯禎兆用了巴赫金的〈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的意義〉中的規訓,以示勉勵,我就不妨借助盧卡奇的小說理論觀察譚以諾的新作吧。
        盧卡奇認為,成長教育小說綜合了抽象的理想主義小說及幻滅的浪漫主義小說,它的主題是「成問題的個人在經驗理想引導下,與具體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和解」。內在理想與外在現實,各執一端,對於主人公而言,他就要在沉思與行動、附和與抗議、接受與改造之間尋找平衡,他不把現實浪漫化,也不完全妥協。
        好了,回到《黑目的快樂年代》。書分為遊戲年代、學習年代與實戰年代三章,外加一個尾聲。每一章切割開來可以視為中篇,各有重點,拼合起來就是三次元的、富立體感的黑目成長經驗敘述。從小說之首句到末尾的一段,作者都以「第一次」說明黑目與世界交往的初次體驗,當中已透露幾許玄機:「黑目總覺得所有事情的第一次都是馬馬虎虎甚至是一塌糊塗的。」(頁2)
        我們在此看到一個少年人(成問題的個人,problematic individual),面對世界的種種事情,產生出不調適的尷尬感覺,然後種種人生第一次出現了――第一次相吻、第一次去舞會、第一次偷偷接觸女性胸部、第一次做愛、第一次在網絡表露真感情等等,莫不是雞手鴨腳,一如小說第一句所言明。而更加教黑目措手不及的,就是少年時的遊戲(電玩、大富翁、狐狸先生幾多點等等),與成年人的遊戲,同樣是「遊戲」,都講規則,但成年人的遊戲――由租樓到買樓,或離開城市――是可以耗盡一生的,如此折射出當今八十後以及許多市民,對地產霸權的慨嘆和怨怒。
         於是,小說首章就在黑目面對社會,產生逃避的動向中結束了:「在遊戲中暫時撇開那堆千絲萬縷不清不楚的現實關係能退到私人與朋友的空間中放肆的叫嚷打罵。」(頁57)為甚麼呢?因為現實太強、個人太弱,兩相懸殊。

個人與城市的價值轉變

         我們不如先跳到最後一章:實戰年代――所謂「實」,可以是實際或現實;所謂「戰」,可以是基於個人理念的戰鬥。這章圍繞著2006年底的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而最後警方以不同方法將示威的力量消解了,黑目和他的朋友也基於種種考慮,離開了現場。
        作者再以「第一次」道出城市的轉變――抗爭意識開始凝聚、群眾力量開始集結,天星碼頭事件成為重新審視本土社會發展觀的契機,黑目作為社會的一員,在行動中也轉變了,因為,他終於找到微小個人投入宏大現實的接合點。他不再對現實一味附應,對理念當然也有退縮與猶豫的時候,但黑目嘗試去表態與抗爭,在舊的失敗中尋找新的成功,小說起初是個人的「第一次」,最後竟然是城市的「第一次」:
       「那並不是發夢而是城市有史以來第一次堵住了首長官邸若然他們在那裡紮營那就咪洗旨意可以清走我地呀雖然那數千人無能改變甚麼最後依然被強權壓倒但那一次歷史性的圍堵將會化身成很多很多個黑目繼續在他們的實戰年代中冒身起來反擊……」(頁164)
        譚以諾的小說集《黑目的快樂年代》是個人的成長故事,黑目了解到社會殘酷而複雜的現實關係後,來到位處中央的學習年代,其中的主調就是人生的啟蒙。黑目從《三國演義》、外國文學和《聖經》,找到理解歷史、世界、人生、情感、德性與自己的窗戶,而到了實戰年代,黑目再一次迎向現實,自我啟蒙了,而社會也在群情洶湧之下「啟蒙」了。
        關於《黑目的快樂年代》,還有不少話題值得分析細探(例如削去標點符號、實戰年代的平行敘事等等),只能另文再論。而顯而易見的是,小說受到董啟章去年出版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所影響,從中我們看到香港本土作家以傳統的成長小說形式,深刻地描劃個人(與同儕)的思想激盪,以及城市的價值轉變,而改變的動力就由個人一點一滴移向集體,終於掀動了status quo。

(刊於《明報》20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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