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ryn
Bigelow的《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和她上一部作品《拆彈雄心》(Hurt Locker,2009)一樣,都令我想起Susan Sontag最後的論文,前者是〈旁觀他人受刑求〉(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後者是《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事實上,兩部片都引起了一些爭論。《追擊拉登行動》事關舉世矚目的特別行動,而討論的其中一個焦點,正是片中所呈現的刑求。然而,我們也不必孤立地看這個問題,可以通盤來看電影。
《追擊拉登行動》與奧斯卡最佳影片《救參任務》(Argo)都是建基於真實事件的影像創作,最終的行動是教人摒息以待的高潮所在(Kathryn Bigelow為求實感,用了不少夜視主觀鏡,帶我們走入拉登大宅直至找到他),而大部份的篇幅就在行動前的種種部署。從《追擊拉登行動》,我們理解當中的邏輯是,如要找到藏匿起來的拉登,先要找到他的黨羽;如要黨羽告密,就無可避免要使用迫供手段。
電影的主角Maya(Jessica Chastain的演出相當出色)是中情局的一員,一開始還是新手上路,旁觀他人受刑求,於心惻惻然,後來愈來愈像硬漢,男同袍離開最前線,女同袍不幸殉職,Maya卻不退讓,對上司也不手軟,好像要將所有的時間、努力甚至乎意義都押注到追擊拉登行動。
刑求大多出現在影片的前半段,在此我們看到導演對刑求的態度、處境的呈現和對人的關注。首先是諷刺,刑求確實存在,不必電影告訴我們,人所共知,諷刺的是,奧巴馬還要矢口否認,理應要開誠布公,直接面對。電影呈現了刑求,沒有過份的誇張(當然也沒有煽情),大體上拍得平實,沒有刻意要衝擊感官、牽動情緒或觸踫底線,而最終我們和主角知道,其實線索一早就有,片中的刑求顯得徒勞,沒有太大意義,令人走錯路,這是對於刑求的含蓄諷刺,甚或批評。
《追擊拉登行動》有沒有借刑求的常態化,降低我們的道德倫理水平呢?我想觀看和評論電影的其中一個意義,是透過進入處境(通常是人物的,也有部份是動植物的),反思當中的道德倫理問題。一部電影難以令人步向道德真空,而所謂道德水平在目前複雜的環境裡,當然也不是橫梗在黑與白、善與惡之間的水平線,處境是相當重要的。
在片中,對刑求有略為負面的弦外之音,而進入Maya的處境,我們對個人和刑求本身有更多理解――刑求是不道德的,但戰爭的敵我矛盾狀態,令不道德的事變得無可避免,當中未必有合理性,但會有必然性。要消除刑求,就要消除戰爭及過大的權力,背後的複雜問題,不能單憑道德倫理信條可以解決,反而應該讓資訊流通發佈,透過果斷有效的行動,從現實的角度,解決現實的問題。到敵我矛盾狀態消解,道德倫理應該再次重整。
道德倫理走到最後,是對人的關懷,Maya為國家為自己,花了十二年光陰,在公在私,都已報仇了,正義的天秤終於略為平正,於是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她應該悲哀,因為她孤獨,沒有同袍朋友分享她的光榮;她應該失落,因為她茫然,沒有頭號敵人需要她奮力追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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