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哈迪曾經憑《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奪得無數獎項，電影所達到的藝術水平，毫無疑問可以名垂當代經典電影之列。隨後的《伊朗式離婚》（The Past）和《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略有不及，《人盡皆知》（Everybody Knows）更是失手之作，幸而《伊朗式英雄》重回正軌。
《伊朗式英雄》以伊朗古城設拉子（Shiraz）為背景，此城以十四世紀詩人哈菲茲（Hafez）及古蹟聞名，但是傳統的美德，又怎能面對現代社會的壓力衝擊呢？
《伊朗式英雄》中，拉謙（Rahim）假釋出獄兩天，一心要償還前妻哥哥巴拉姆（Bahram）的債務，拉謙暫住在姐姐馬利亞和姐夫侯賽因的家。拉謙的情人法康黛（Farkhondeh）拾得某人丟失的手袋，裡面裝有一些金幣，拉謙與法康黛試圖出售金幣以償清債務，但金價貶值，不足以償還欠債。
拉謙重回獄中，安排了姐姐物歸原主。其後，拉謙因他路不拾遺的無私行為，而受人讚賞，更被媒體廣泛報導。當人人向拉謙讚好，又同情拉謙口吃的兒子之時，只有巴拉姆懷疑拉謙。這是拉謙在片中最順利的時刻，而電影的重心是以後的發展，轉喜為悲，劇情也明顯加快了。
拉謙出獄，就在申請工作時，拉謙知道網上有謠言，質疑他路不拾遺的事，拉謙為了證明事有實據，嘗試找回失主，卻不果，其後拉謙為了挽救自己，一錯再錯，終於將事件推向無法挽回的結局。
《伊朗式英雄》以欠債和還債為主要情節，首先令人想到莎劇《威尼斯商人》，但《伊朗式英雄》不是喜劇，而且相當沉重。至於失蹤不見的女人，則呼應法哈迪的《艾莉的小秘密》（About Elly）。
從《伊朗式英雄》，可以看到法哈迪精於鋪排敘事，這是他一貫的強項，好的電影必有好的說故事人。不論是拉謙一家、巴拉姆一家、法康黛一家，甚至金幣失主、的士司機、死囚家庭，都各有故事，構成了《伊朗式英雄》主要情節以外，故事中的故事，事情環環相扣，又互為照應，且聚焦於眾矢之的的拉謙。
《伊朗式英雄》的動人之處，來自戲劇的反諷，強調了事與願違的悲慘局面。法哈迪的反諷藝術爐火純青，以色列舊約學者巴埃弗拉特（Shimon Bar-Efrat）在力作《聖經的敘事藝術》（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參李鋒譯本），如此描述戲劇的反諷（dramatic irony）：「出現這種效果的原因，就是相關人物所知道的訊息，比讀者還要少，或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了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事情，或者是由於事態發展、最終的結局跟書中人物所期待的正相反。……戲劇的反諷具有多種功能，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說表達批評、突出驚人事件或者強調悲慘局面。」
法哈迪的反諷藝術爐火純青，片名的英雄是指拉謙，但他瞬間又成為階下囚，但他也說不上是大壞人，當然有人覺得他不是好人。拉謙的笑臉反襯他的苦楚，他越是要走出困局，就越是陷入泥淖之中。拉謙兒子有口難言，他的話能夠賺人同情，但拉謙最終不想再討他人的同情。巴拉姆起初令人反感，但回頭看來，他也有他的苦處，甚至有點無辜。巴拉姆的女兒失去了嫁妝，陷害拉謙也有她的出發動機。電影一開始，拉謙離開監獄，至電影最終，拉謙回到監獄，承擔自己的罪，同時又有人離開監獄，構成呼應與循環。
《伊朗式英雄》的動人之處，也來自悲劇的力量。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三種悲劇，一為蛇蠍之人物，「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二為「盲目的運命」，第三種之悲劇為「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
《伊朗式英雄》與第三種悲劇有一些相通之處，片中的普通人物，因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如是，各加以力，互相催逼，卒之令事情不可收拾，不論是獄吏、擔保人、擔保人女兒、拉謙，都是施力者與承受者。看罷《伊朗式英雄》，頓覺人生可以悲慘如斯，卻是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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