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戰曲在大屠殺中響遍

看到電視新聞報道中，連串的爆炸和死傷者，一尊尊候賽因銅像、一張張候賽因肖像被眦(候賽因也被捕了)，令筆者想起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享譽全球，為他帶來康城和奧斯卡兩大影展、國際影評人協會等最佳導演的電影《鋼琴戰曲》。

當然，拍這類悲情片，特別是以猶太人被納粹黨希特勒屠殺為題的電影，自然能得大獎。先有史匹堡的《舒特拉的名單》為先導，加上猶太人在美國的權力，怪不得大熱《芝加哥》也連連側目。而事實上，《鋼琴戰曲》在奧斯卡也勇奪三獎了，成績尚算不俗。

電影本身並沒有甚麼好說的，倒勾起了一些關於二次大戰時，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的著作和名句，其中首推阿多諾(Adorno)在《否定的辯證法》(Negative Dialektik)一書所言：Nach Auschwitz gibt es keine Gedichte mehr(「在奧斯維辛之後，詩已不復存在」)，令人不禁懷疑人能否再投身於神聖而偉大的目的。諷刺的是，片中的鋼琴家賣鋼琴、賣書、放棄了高尚的藝術家理想，最後卻因一曲蕭邦中而在德國軍官手中活過命來。

詩已不復存在了，但也有人刻意搜索苦難的記憶，二十世紀波蘭作曲大師班特維斯基(Krzystof Penderecki)也寫下經典之作《給廣島倖存者的輓歌》(Threnody for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1960)，運用了五十二件弦樂器與創新的技法—音群(Sound Cluster)，帶來悲愴感之餘也令人耳目一新。班特維斯基與波蘭斯基在各自的範疇都是大師。反觀《鋼琴戰曲》，卻沒有帶來任何新鮮感，在情節流暢發展下，並無任何喜出望外，依年份而具歷史感的敘述，真實無比的集中營和災區，感人至深的鋼琴家生平，一一引人發問：既生《舒特拉的名單》，何生《鋼琴戰曲》？(本人甚至認為《舒特拉的名單》比《鋼琴戰曲》還要好。)

還是說說阿多諾吧。他認為從古希臘到十九世紀的哲學都力求主客體的統一，不惜犧牲個體，甚至消滅異質的存在，以達致統一和整體，而滅絕猶太人的大屠殺，就是絕對的一體化(詳參單世聯《西方美學初步》，廣東人民出版社，頁582)。生於波蘭的哲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n) 更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Holocaust)一書中指出，猶太人沒有國家、信奉獨特的猶太教，在祟尚秩序、純粹現代性的德國人眼中自然成為了異己，甚至是屠殺的對象。在《鋼琴戰曲》中時常出現井然的圍牆、整齊的隊伍、機械的工序不就是現代性的印証嗎？

在遠方的美伊戰爭也是這一套理論的回響。無論是德國等軸心國冀望統一世界，還是美國以解放及民主的美名對付所謂「邪惡軸心國」，都是誅滅異己、忽略他者的舉止。眼看德國發起了兩次世界戰爭，繼之以泠戰、韓戰、越戰中突顯的意識形態分岐，還有兩次美伊戰爭與九一一襲擊的東西方文化角力，都呈示了關懷弱勢、維護他者的可貴可敬。而片中每一個營救鋼琴家的人，不論是猶太同胞、波蘭人、德國人不都是偉大的無名英雄嗎？

著名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Milosz)在《幸福的生活》中詩意地道出了人類對美好將來的心聲，面對這這個非人道的世界，可說是一個動人的期許與安慰。節錄如下並作結：

「他的晚年遇上了豐饒的歲月。
各處沒有地震，乾旱或是洪水。
看上去似乎變成永恆的好時節，
星星更為碩大，太陽增加了威力。
甚至遙遠的外省也沒有戰爭進行。
一代代友好地長大成人。
人的理性也不是被嘲弄的主題。」(張曙光譯)

備註：關於阿多諾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理論和闡釋，筆者推介劉小楓先生的《苦難記憶—為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一文，殊堪參考。見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