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淚》：悲慘世界

                十九世紀的小說，二十世紀的音樂劇，二十一世紀的電影。一個感人的文本流變傳播，充滿生命力。法國大文豪雨果，以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筆觸和人道主義的精神，描寫冉阿讓（Jean Valjean）的人生、貧窮社會的悲慘、宗教的力量、時代的精神、革命的情懷，在音樂劇和據之拍攝的160分鐘電影版中，原著的內容大大減省，但基本意義還在，就正如雨果在小說《悲慘世界》的作者序中說：「在文明鼎盛時期，只要還存在社會壓迫，只要依仗法律和習俗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給人類的神聖命運製造苦難；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人沉淪，饑餓使女人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一些地區還可能產生社會壓制，換言之，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愚昧和困苦，那麼這一類作品就不會是無用的。」 
              當我們看Tom Hooper的音樂劇電影版，很容易聯想到歷史――尤其是六四（事實上1832年巴黎的六月暴動，導火線是人們愛戴的拉馬克將軍逝世，並在六月五日至六日發生），然而更全面地看，《孤星淚》（Les Misérables，2012）是一個濃縮了的人類歷史進程的史詩，這一首史詩其實還沒有唱完。
              電影一開始是囚徒的艱辛勞動，他們好像奴隸一般，沒有半點自由意志。在古代的社會裡，奴隸和奴隸主界限相當分明，從列尼史葛導演、羅素高爾（Russell Crowe）主演的《帝國驕雄》（Gladiator，2000），就可想像到羅馬帝國中權貴如何對待奴隸。冉阿讓獲得假釋，卻不受社會接納，好心的神父接納並寬恕他，冉阿讓得到點化，決意過新的生活，奉獻自己為他人而活，冉阿讓的愛心與宗教情懷、賈維爾（Javert）的法理與正義原則，是文本中很強的二元對立，也是恆久的道德問題――原則重要？還是人情重要？――無論如何，帝國奴隸社會中，基督宗教興起，西方社會的價值觀隨之開始改變。
                 Anne Hathaway的演出相當不俗，I Dreamed a Dream一曲一鏡直落，而Tom Hooper說不定參考了《聖女貞德》（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的大特寫拍法。芳汀（Fantine）的生涯展現工業社會中，人不幸淪落至男盜女娼，又也許不斷強調悲慘與痛苦教人心酸，酒館主人由Sacha Baron Cohen和Helena Bonham Carter飾演，如此就放大了諷刺和怪誕元素，教觀眾開懷。
               工業社會將人壓迫至死，商業社會令社會貧富懸殊。《孤星淚》當然有當代的現實指涉，由Amanda Seyfried飾演珂賽特（Cosette），甚至教人想起刻劃新世代變革的《潛逃時空》（In Time，2011），於是《孤星淚》的劇情帶我們走入巴士底和街巷的革命現場。冉阿讓的神本宗教情懷，在現代的新世界中，轉化成人本的革命情懷；愛由一種犧牲個人的普世價值，轉化成有特定對象的情感流露。革命和愛情代表了現代浪漫精神的高峰，彷彿一個理想的世界可以從手中創造，一個理想的對象可以在人海中找到。
                 學生革命失敗，浪漫理想失落了，人就回到家庭尋找安慰（資產階級的必然歸宿），不至於一無所有。而冉阿讓也老了，在小說中，冉阿讓臨終一段，宗教的意味相當濃厚，電影也是――他的靈魂離開了肉體，從傳統的觀點看，他應該可以在天國安息了，可是最後他和芳汀還是回到革命現場，人們高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現代人的終極理想不是超越的天堂，再沒有上帝和拯救，現代人要用雙手建立起天堂，有的表面上成功了，但現實上卻可能是把人間變成了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