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裔導演亞里亞巴斯（Ali Abbasi）的《邊境奇聞》（Border），獲得2018年康城影展「一種關注」大獎，電影確是不拘一格。由於導演的異文化背景，當然令人聯想到電影中人類與山怪（troll）兩族，是否喻指中東伊斯蘭教族群與北歐基督教族群，以及兩者在今時今日面對的文化衝擊。
就文本而言，《邊境奇聞》改編自《血色童話》（Let
the Right One In）作者倫德維斯特（John Ajvide Lindqvist，作品中譯有《斯德哥爾摩復活人》、《靈異港灣》、《小星星》等）冷峻詭異的短篇〈邊界〉，在《童話已死》（Let the Old Dreams Die）後記中，倫德維斯特說〈邊界〉是他最喜歡的作品，而〈邊界〉也反映出作者對童話世界或民俗傳統的活用，在小說中至少看到山怪角色和調換兒（Changeling）兩點。
山怪角色在文學歷史中有悠長的歷史，可追本溯源至《散文埃達》（Prose Edda），據尊林道（John Lindow）在《山怪異史》（Trolls: An Unnatural History）一書所說，山怪的特點包括了危機、反社會、處於邊緣、時隱時現等等。這些特點都與〈邊界〉和《邊境奇聞》中的山怪形象相通。
山怪角色也出現在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皮爾金特》（Peer Gynt，1867，蕭乾先生翻譯為《培爾•金特》），《皮爾金特》本身取材自挪威的民俗故事，刻劃出皮爾金特一生曲折的冒險、旅程、愛情與成敗得失，劇作虛虛實實，主角足跡廣闊，場景雜多，且具社會批評信息。
據蕭乾強調，皮爾金特就好比「挪威的阿Q」，劇作最中心的信息，就是人生，以及人妖之別，人道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sm），妖道是利己主義（egoism）。所謂個性主義和利己主義，就是第二幕第六場中，山妖大王（Troll king, or The
Mountain King）所說的「人――要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To thyself be true），「山妖――為你自己就夠了」（Be true to yourself
and to hell with the world）。
這些世界觀的二元對立，也體現在《邊境奇聞》中，遇見了Vore的Tina：到底是忠於個人良知和法制，還是忠於族群身分和家人呢？易卜生說得好：「活著就是要同心靈裡的山妖戰鬥，寫作就是坐下來對自己作最後的評判。」
〈邊界〉和《邊境奇聞》在主題上，可以通往易卜生名劇《皮爾金特》，而經過亞里亞巴斯的電影改編，他又加入了〈邊界〉所無的北歐黑色犯罪（Nordic Noir）小說及電影的元素（最成功者為Stieg Larsson的Millennium trilogy），當中牽涉到社會隱藏不見的黑暗面、強暴罪行、單調的北歐生活和工作等等。
相比〈邊界〉，《邊境奇聞》加入了兒童色情犯罪的調查，查案部分切合觀眾對北歐電影的預期，也令電影本身跨越了犯罪片與浪漫愛情片的類型框架，事實上，文本的跨越是〈邊界〉和《邊境奇聞》的重心：內容上跨越了古今的山怪角色形象，跨越了幻想與現實，也跨越了性別的界線，主角都是雌雄同體（Androgyny）。
《邊境奇聞》的身分政治十分尖銳，山怪在人類世界實屬「非我族類」，山怪的面貌奇異，行事古怪，甚至作調換兒的勾當，而人類也不一定高尚，人類的罪行也可以令人髮指。人類與山怪之間，難免有衝突，Tina的山怪父母就被送入精神病院，面對人類世界的規訓與懲罰，葬身於無名墓地，想必是鬱鬱而終。
山怪的身分政治，落入報復與順服、仇恨與同情的二元拉扯，當山怪從自然世界進入到人類的現代世界中，應該是順應而生、守法求存、安分守己、投入工作，還是移民他方、尋求自由、忠於族裔、建立（新）社區呢？《邊境奇聞》比原著〈邊界〉更優異之處，就是點出了兩者當中的空間與曖昧，《邊境奇聞》中Tina的抉擇，一切未明；〈邊界〉中的Tina，已投入新的山怪身分。
〈邊界〉和《邊境奇聞》由前基督教的北歐民俗傳統中，找到山怪角色和調換兒故事，帶出身分與族群政治的問題。其實，《雷神奇俠》系列何嘗不是從北歐文學（包括神話與《埃達》）中攫取靈感呢？只是《邊境奇聞》中的山怪，都害怕行雷閃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