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字花》第四十期)
影評人、書評人。著有《里爾克十論》、《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合著有《左文右武中師父 :劉家良功夫電影研究》,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公主陳寶珠:愛她想她寫她(評論集)》、《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4年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香港文學生活館理事、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2012年11月29日
2012年11月28日
對權勢說真話:聽港樂列寧格勒交響曲
當我一邊聽香港管弦樂團,奏著蘇聯作曲家蕭斯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的《列寧格勒交響曲》,不自覺就想起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他們都是共產政權體制下的文藝工作者,當然,他們面對的政治壓力恐怕不可相比,在此不是要比較他們的政治參與和藝術成就,而是想審視文藝創作與政治的關係。
不少人批評莫言,因為他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還抄過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但也不見得他完全附會講話中的內容,正如他身在體制內,也未嘗沒有批評的聲音(例如《蛙》與計劃生育政策)。蕭斯達高維契的《列寧格勒交響曲》,在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軍攻擊蘇聯列寧格勒時寫成,隨即成為蘇聯的國家文藝宣傳(propaganda)的重要作品,甚至帶到西方,由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揮美國的首演,一時間獲得很大的回響。
現在我們在香港聽《列寧格勒交響曲》,未嘗不能聽出別一番意義。
當晚是先有莫扎特的第廿二鋼琴協奏曲(K482),陳萬榮彈得內斂、謙厚、高雅、恰如其分,發揮柔性的魅力,即使是Encore的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第三樂章,也沒有過多的情感。
來到下半場,由皇家瑞典歌劇院音樂總監雲尼斯(Lawrence
Renes)指揮的《列寧格勒交響曲》,卻是另一個世界,當中不乏感情激昂的部份,教人振奮的段落,當天香港管弦樂團的發揮水平不俗,強勁音響相當懾人,每一個段落的處理都相當清晰分明,教人滿意。而且,《列寧格勒交響曲》確實需要聽現場演奏,不論多好的音響設備,加上Valery Gergiev或者Roman Kofman指揮的Hybrid SACD版本,都遠不及現場的直接感染力。雖然回過頭來我會認為第一樂章中,鈸的聲浪有點太大(當然可能有人喜歡),遮蓋了部份細節,但是:現場就是現場,不能否認這才是實在的體驗(當晚三支小號和三支長號移師樓座,讓聽眾可以進一步分清銅管的聲部細節)。
關於《列寧格勒交響曲》,較有爭議的是第一樂章中間,所謂「入侵主題」(invasion theme)的理解,這是不是反希特拉的主題呢?所羅門•伏爾科夫(Solomon Volkov)記錄並整理出版的《見證——蕭斯達高維契回憶錄》(Testimony :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可謂教人目瞪口呆,蕭斯達高維契說:「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曲》,但是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描寫被斯大林破壞、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季米特里・蕭斯塔科維奇回憶錄,頁222)。
後來我讀到伏爾科夫所寫的《蕭斯達高維契與史太林:偉大作曲家與殘酷獨裁者的獨特關係》(Shostakovich and Stalin :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composer and the brutal dictator)一書,有更詳細的分析,在此未能一一詳說,我特別想引錄Galina Serebryakova的一段話,她認為《列寧格勒交響曲》不完全是戰時作品,它是關於「地獄與天空、罪惡與清白、瘋狂與理智、黑暗與光明――蕭斯達高維契在他天才橫溢的交響曲中反映這一切。它比任何單一主題更廣闊,這是關於人性的不朽敘說,一如但丁的作品。」(p.207)
在當天,聆聽經驗告訴我,這番話實在相當中肯。在文化中心現場我看到一些帶著基巴(kippah)的猶太人,但我採納以上這番話,並不表示我的理解中沒有反對希特拉的元素。無論是反對希特拉,還是反對斯大林,都能夠在《列寧格勒交響曲》中找到精神動力,音樂本身的多元開放性,以至音樂帶來的情感經驗,都可以容納開闊的詮釋和想像,反之文藝宣傳卻是為了一時的現實目的。此外,如果將戰事畫面投射到「入侵主題」和它的十一次變奏中,其實是相當缺乏想像力而且狹窄的理解。
當晚港樂將第二樂章奏得相當出色,幾近完美,第三樂章的宗教感頗為強烈,木管、圓號和豎琴加起來,彷彿是管風琴的聲音,之後小提琴奏出的主題也很有情感,一如誠懇的禱告,令人動容,蕭斯達高維契受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詩篇交響曲》(Symphony
of Psalms)影響的說法確有道理。第三樂章與最後的第四樂章並不中斷,而最後輝煌的收結,也做到相當平衡,比第一樂章的音色處理更好,徹徹底底是人性的呼聲、光明的期盼。
現在我們大概不會認為蕭斯達高維契與政權體制關係密切(例如擔任最高蘇維埃代表),而刻意貶低他,同樣道理,我也不會用同一理由貶低莫言,也許焦點應該是討論莫言的文學藝術成就,是否達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級數。至於批評伏爾科夫的人,不如先說說共產黨政權為甚麼不給予人們對權勢說真話的機會。到底《列寧格勒交響曲》的原意為何,我也不會再深究下去了,我反而會問,它的當代意義其實是甚麼。
2012年11月12日
跨界與混雜:《玉鳥飛》
新加坡和香港,雖然前者是國家,後者是城市,但不論在經濟發展和文化面貌,都有很多可以比較的地方。其實只要去新加坡一看,就可以知道那裡是一個半唐番的地方,混雜的程度甚至可能比香港更甚,陳國華的《玉鳥飛》也反映出這種混雜性(hybridity)。事實上。陳國華本人也是多才多藝,作曲、唱歌、導演、文學創作皆可一手包辦,由於他有多種不同才能,《玉鳥飛》的跨界空間就更大了(他較受注目的創作,如2003年為默片《小玩意》創作的配樂,也是跨界作品)。
《玉鳥飛》的空間設計是這樣的(左右方是按觀眾的角度而言):高台左方是說書人(陳國華),他以英語講述故事,高台右方主要是屬於舞者(梅卓燕),有時她也會在高台下。舞台左方是樂隊和歌者,配器可謂中西合璧,有二胡、笙、管子、笛子、大提琴和鋼琴等,舞台右方是敲擊手(唐舜菁)。
《玉鳥飛》的故事是關於玉鳥與小男孩的神話傳說,也有點童話色彩,除了玉鳥漂洋過海,河中正邪力量互相爭鬥等歷險情節外,文本主題離不開現代發展對傳統價值的強烈衝擊,彷彿對應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提出的解魅(Disenchantment)論點,創作人面對高度發展的世界,重提人文傳統的價值與神秘一面。於是,故事中的玉鳥宮成為最後的堡壘,玉鳥心中不無失意絕望,甚至於玉鳥宮會成為主題公園等等。
由此我想,《玉鳥飛》的混雜性,一方面是緣於新加坡固有的混雜性,具有文化多元主義的包容習慣,另一方面也是現代技術世界的統制力量太強大,創作人需要召喚東西方文化傳統,跨越音樂、舞蹈、文學三種不同媒界,以進行抵抗,當中所召喚的感官刺激――視覺、聽覺、想像力,甚至乎嗅覺――可以說是進入頹廢(decadent)的美學世界,也是對現代理性思維的消極抗阻。
好了,《玉鳥飛》需要有跨界性質,但中心也是明顯,就是說書人陳國華口中的故事,或故事中守護著傳統的玉鳥。孤立來看,《玉鳥飛》的音樂沒有很獨特的個性,但也成功地融和東西方的音樂元素,配合四位歌者「講述故事」,或襯托飛翔和戰鬥的「場面」。至於吃重的敲擊,大體上也是為故事服務。另一邊廂,梅卓燕的舞蹈,其實沒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原因就是故事文本的主導地位甚強,舞蹈幾乎是為了具體的文本服務,想像和感受的空間不大,當然梅卓燕融合中國舞與現代舞的風格,放在《玉鳥飛》是相當適切的。
從《玉鳥飛》,我們看以想到新加坡和香港的文化邊緣位置,一直以來兩地給人的印象是發展興旺、重商色彩濃厚,但文化發展上卻似乎一直處於中游位置,高不成,低不就,以東方標準看不夠東方,以西方標準看又不夠西方,予人浮城無根之感。《玉鳥飛》也帶給我相似的感覺,總的來說是過於輕盈,不同素材過於實用,跨界的嘗試當然有意義,但怎樣跨界才不會互相此消彼長呢?東方與西方的平衡是怎樣體現的呢?特別是在文化藝術範疇裡,西風壓倒東風,如何運用中國傳統素材才不至於陷入拿來主義的危機呢?《玉鳥飛》的演出,最值得討論的大概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背後,以至於我城的文化定位問題。
《玉鳥飛》的空間設計是這樣的(左右方是按觀眾的角度而言):高台左方是說書人(陳國華),他以英語講述故事,高台右方主要是屬於舞者(梅卓燕),有時她也會在高台下。舞台左方是樂隊和歌者,配器可謂中西合璧,有二胡、笙、管子、笛子、大提琴和鋼琴等,舞台右方是敲擊手(唐舜菁)。
《玉鳥飛》的故事是關於玉鳥與小男孩的神話傳說,也有點童話色彩,除了玉鳥漂洋過海,河中正邪力量互相爭鬥等歷險情節外,文本主題離不開現代發展對傳統價值的強烈衝擊,彷彿對應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提出的解魅(Disenchantment)論點,創作人面對高度發展的世界,重提人文傳統的價值與神秘一面。於是,故事中的玉鳥宮成為最後的堡壘,玉鳥心中不無失意絕望,甚至於玉鳥宮會成為主題公園等等。
由此我想,《玉鳥飛》的混雜性,一方面是緣於新加坡固有的混雜性,具有文化多元主義的包容習慣,另一方面也是現代技術世界的統制力量太強大,創作人需要召喚東西方文化傳統,跨越音樂、舞蹈、文學三種不同媒界,以進行抵抗,當中所召喚的感官刺激――視覺、聽覺、想像力,甚至乎嗅覺――可以說是進入頹廢(decadent)的美學世界,也是對現代理性思維的消極抗阻。
好了,《玉鳥飛》需要有跨界性質,但中心也是明顯,就是說書人陳國華口中的故事,或故事中守護著傳統的玉鳥。孤立來看,《玉鳥飛》的音樂沒有很獨特的個性,但也成功地融和東西方的音樂元素,配合四位歌者「講述故事」,或襯托飛翔和戰鬥的「場面」。至於吃重的敲擊,大體上也是為故事服務。另一邊廂,梅卓燕的舞蹈,其實沒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原因就是故事文本的主導地位甚強,舞蹈幾乎是為了具體的文本服務,想像和感受的空間不大,當然梅卓燕融合中國舞與現代舞的風格,放在《玉鳥飛》是相當適切的。
從《玉鳥飛》,我們看以想到新加坡和香港的文化邊緣位置,一直以來兩地給人的印象是發展興旺、重商色彩濃厚,但文化發展上卻似乎一直處於中游位置,高不成,低不就,以東方標準看不夠東方,以西方標準看又不夠西方,予人浮城無根之感。《玉鳥飛》也帶給我相似的感覺,總的來說是過於輕盈,不同素材過於實用,跨界的嘗試當然有意義,但怎樣跨界才不會互相此消彼長呢?東方與西方的平衡是怎樣體現的呢?特別是在文化藝術範疇裡,西風壓倒東風,如何運用中國傳統素材才不至於陷入拿來主義的危機呢?《玉鳥飛》的演出,最值得討論的大概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背後,以至於我城的文化定位問題。
2012年11月9日
帶來好消息的人:《我的插班老師》
過去說到加拿大導演,總會首先想起大衛哥倫堡(David Cronenberg)、丹尼阿肯(Denys
Arcand)、伊高揚(Atom
Egoyan)三位,最近幾年魁北克省的導演相當優異,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的《母親的告白》(Incendies)已是過目難忘,菲臘法拉度(Philippe
Falardeau)的《我的插班老師》(Monsieur Lazhar)也獲好評。其實年初的時候,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時看過本片(當時影片獲得天主教文化獎),最近正式公映,禁不住再看一遍,還是動人。
電影一開始時,是冬天的蒙特利爾,西蒙和愛麗絲是同班同學,都不是很合群的孩子,他們先後目擊了瑪汀老師在課室裡懸樑自盡。不久,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難民巴札應徵擔任老師,成為了西蒙和愛麗絲的班主任。
三個重要的角色,都有各自的煩惱。巴札(Bashir)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帶來好消息的人」(the one who brings good news),但他的心中滿是傷痕,一家人更因為政治迫害而全部身亡,他舉目無親,來到異地加拿大,申請成為政治難民,又面對一些阻滯。他不是老師,老師只是他亡妻的職業,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受教師的職業訓練,蒙特利爾的孩子和阿爾及利亞的孩子,想必大為不同――文化差異正是本片帶出的重點之一。
愛麗絲是巴札最喜歡的學生,她只是由母親照顧,但母親因工作忙碌而沒有時間陪她。愛麗絲是早熟而孤獨的孩子,而她和巴札的交往,似是讓她找到精神上的父親楷模。至於西蒙,他與瑪汀之死有莫大關連,令他的內心也是佈滿傷痕,需要解脫的關口――生死困惑正是本片帶出的另一個重點。
在最後一課,巴札為學生帶來他寫的寓言故事《大樹和蝶蛹》:「橄欖樹的樹枝上,吊著小小的蝶蛹,是翠綠色的。蝶蛹明天將會變成蝴蝶。大樹很高興看到蝶蛹成長,但他真希望蝶蛹能夠再多待幾年,他就會保護她不受傷害,保護她不受螞蟻攻擊。可是,她明天就要離開了,從此必須獨自面對敵人與惡劣天氣。當天晚上,森林發生火災,蝶蛹來不及變成蝴蝶。天亮的時候,灰燼已經冷卻,大樹仍然屹立,但心已經碎了,被大火燒焦了,被哀傷摧毀了。從此之後,每當小鳥停在樹頭,大樹就會述說這段故事,蝶蛹從來沒有蘇醒,他幻想她展翅,飛向碧藍的天空,自由地吸取花蜜。」寓言的意思很豐富,指向巴札個人以及瑪汀給學生帶來的傷痕,也關於死亡與別離。最後巴札和愛麗絲擁抱告別,意在打破人與人之間因身份(師生)和文化而產生的區隔。
《我的插班老師》拍得相當寫實,可以連繫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的人文現實主義傳統,以人道的眼光關心人性和社會處境,另一方,本片有校園電影中常見的成長主題,但重心卻在一位跟外在環境格格不入的新來的老師。影片拍得平實,但一點也不呆板,其中也有運用懸念引人探究故事(例如老師自殺的原因),又以一點點幽默感化解沉重(例如巴札背後的一尾紙魚、巴札和克萊兒的交往),而由影片之初的寒冬轉向最終暖和的季節,解凍和生機盎然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了。
電影一開始時,是冬天的蒙特利爾,西蒙和愛麗絲是同班同學,都不是很合群的孩子,他們先後目擊了瑪汀老師在課室裡懸樑自盡。不久,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難民巴札應徵擔任老師,成為了西蒙和愛麗絲的班主任。
三個重要的角色,都有各自的煩惱。巴札(Bashir)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帶來好消息的人」(the one who brings good news),但他的心中滿是傷痕,一家人更因為政治迫害而全部身亡,他舉目無親,來到異地加拿大,申請成為政治難民,又面對一些阻滯。他不是老師,老師只是他亡妻的職業,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受教師的職業訓練,蒙特利爾的孩子和阿爾及利亞的孩子,想必大為不同――文化差異正是本片帶出的重點之一。
愛麗絲是巴札最喜歡的學生,她只是由母親照顧,但母親因工作忙碌而沒有時間陪她。愛麗絲是早熟而孤獨的孩子,而她和巴札的交往,似是讓她找到精神上的父親楷模。至於西蒙,他與瑪汀之死有莫大關連,令他的內心也是佈滿傷痕,需要解脫的關口――生死困惑正是本片帶出的另一個重點。
在最後一課,巴札為學生帶來他寫的寓言故事《大樹和蝶蛹》:「橄欖樹的樹枝上,吊著小小的蝶蛹,是翠綠色的。蝶蛹明天將會變成蝴蝶。大樹很高興看到蝶蛹成長,但他真希望蝶蛹能夠再多待幾年,他就會保護她不受傷害,保護她不受螞蟻攻擊。可是,她明天就要離開了,從此必須獨自面對敵人與惡劣天氣。當天晚上,森林發生火災,蝶蛹來不及變成蝴蝶。天亮的時候,灰燼已經冷卻,大樹仍然屹立,但心已經碎了,被大火燒焦了,被哀傷摧毀了。從此之後,每當小鳥停在樹頭,大樹就會述說這段故事,蝶蛹從來沒有蘇醒,他幻想她展翅,飛向碧藍的天空,自由地吸取花蜜。」寓言的意思很豐富,指向巴札個人以及瑪汀給學生帶來的傷痕,也關於死亡與別離。最後巴札和愛麗絲擁抱告別,意在打破人與人之間因身份(師生)和文化而產生的區隔。
《我的插班老師》拍得相當寫實,可以連繫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的人文現實主義傳統,以人道的眼光關心人性和社會處境,另一方,本片有校園電影中常見的成長主題,但重心卻在一位跟外在環境格格不入的新來的老師。影片拍得平實,但一點也不呆板,其中也有運用懸念引人探究故事(例如老師自殺的原因),又以一點點幽默感化解沉重(例如巴札背後的一尾紙魚、巴札和克萊兒的交往),而由影片之初的寒冬轉向最終暖和的季節,解凍和生機盎然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了。
2012年11月6日
凡事都是虛空:《空╱幻II》
phase7
performing.arts的《空╱幻II》有兩個實驗性的作品,上半場的《空》(Neither)有Morton Feldman的曲與Samuel Beckett的文本,關於二人在柏林相遇的事,述說者眾,我們直接走進作品本身吧。
《空》一開始的時候,女高音坐在台邊,作羅丹雕塑The thinker的姿勢,彷彿預示了這個約莫五十分鐘的單一幕「歌劇」,是需要聽眾沉思的。製作團隊的演繹方法如何?作曲家Morton Feldman原來是有整個管弦樂團配器的,而當天我們聽的是虛擬樂團的版本,當中的「表演性」大概更低了。
無疑,《空》作為「歌劇」是「反歌劇」的,也排除了一部份的「表演性」,總體而言,作品具備了現代主義的一些特質,如理性思考、手法創新、反對傳統等等,態度是十足嚴肅認真的,同一種態度如果落在後現代主義的思維裡,可能會有更多諷刺和調侃。堪可對照的是,Woody Allen在電影《情迷羅馬》(To Rome with Love)中對歌劇的態度,與Morton Feldman對歌劇的反感,有不同表述。
《空》是一部反思歌劇的「反歌劇」――沒有角色、情節、對白、Recitative、Aria,戲劇、舞台、服飾等表演元素大大減少。當天女高音穿上白衣,一直在台上慢慢地循環旋轉,她沒有甚麼獨特的肢體表現,所唱的Samuel Beckett文本,聽不出字詞內容,因為只有一個個元音。台上的投影屏幕中,沒有文本信息,仿若是電視的「雪花」,這樣,文學和文本也脫離了作品,換言之,Samuel Beckett的文本拒絕Morton Feldman的音樂吸納,如果要欣賞Samuel Beckett的文本(詩),只有獨立於歌劇以外,歌劇是歌劇,唱詞是唱詞。
文本是典型的現代詩,充滿二元的張力,而其中一個中心意象是光。製作團隊也運用燈光效果,不同的顏色可能觸動抽象的情緒反應,而光線所營造的線條也分割出幾何的空間結構,當中帶有頗強的形式主義意味,同樣是沒有內容情節和戲劇,十分抽離。當西方歌劇在華格納(Richard Wagner)和威爾弟(Giuseppe Verdi)手中,變得高度浪漫化、戲劇化、精緻化,甚至於歌劇與上流階級緊密結合,美學取態傾向高雅華麗(當然也難免僵化或陷入奇觀式的取巧),《空》卻要反其道而行,帶引聽眾一再反思西方歌劇的荒謬一面,用冷峻的心態拆解歌劇的種種元素,最後剩下歌者、聲響、燈光、舞台空間和影像,一切歸於空,這五個基本元素成為最後的組合材料。
另一方面,從《空》這部「反(西方)歌劇」,也令我想到兩點,一、西方歌劇的具象化,與中國戲曲(以京崑為中心)的高度抽象化可謂南轅北轍,然而為了方便當代觀眾欣賞,抽象化的傳統難免受到一定衝擊,那麼中國戲曲需要好像《空》一般的藝術革命嗎?如何實踐?如何呈現不能減除的基本元素(例如做手)?二、《空》的題材令我想到的,並不是東方佛家的空(sunyata),而是西方宗教的虛空(vanity),因此女高音不斷循環旋轉,令我想到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也帶來深沉的存在反思。
好了,走筆至此只能略說《幻II》(Delusions II)。劇場中,大部份坐位都收拾了,聽眾可以隨意遊走,但不論在哪一個站立點,都可以感受到全場六十四個speakers所帶來的音響震撼,作品的吸引之處在於尖端技術的運用,《空》的意旨在反歌劇,抽空歌劇的花巧,那麼《幻II》的意旨大概是一種聆聽經驗――讓聲音填滿虛空的內在或外在的空間。
《空》一開始的時候,女高音坐在台邊,作羅丹雕塑The thinker的姿勢,彷彿預示了這個約莫五十分鐘的單一幕「歌劇」,是需要聽眾沉思的。製作團隊的演繹方法如何?作曲家Morton Feldman原來是有整個管弦樂團配器的,而當天我們聽的是虛擬樂團的版本,當中的「表演性」大概更低了。
無疑,《空》作為「歌劇」是「反歌劇」的,也排除了一部份的「表演性」,總體而言,作品具備了現代主義的一些特質,如理性思考、手法創新、反對傳統等等,態度是十足嚴肅認真的,同一種態度如果落在後現代主義的思維裡,可能會有更多諷刺和調侃。堪可對照的是,Woody Allen在電影《情迷羅馬》(To Rome with Love)中對歌劇的態度,與Morton Feldman對歌劇的反感,有不同表述。
《空》是一部反思歌劇的「反歌劇」――沒有角色、情節、對白、Recitative、Aria,戲劇、舞台、服飾等表演元素大大減少。當天女高音穿上白衣,一直在台上慢慢地循環旋轉,她沒有甚麼獨特的肢體表現,所唱的Samuel Beckett文本,聽不出字詞內容,因為只有一個個元音。台上的投影屏幕中,沒有文本信息,仿若是電視的「雪花」,這樣,文學和文本也脫離了作品,換言之,Samuel Beckett的文本拒絕Morton Feldman的音樂吸納,如果要欣賞Samuel Beckett的文本(詩),只有獨立於歌劇以外,歌劇是歌劇,唱詞是唱詞。
文本是典型的現代詩,充滿二元的張力,而其中一個中心意象是光。製作團隊也運用燈光效果,不同的顏色可能觸動抽象的情緒反應,而光線所營造的線條也分割出幾何的空間結構,當中帶有頗強的形式主義意味,同樣是沒有內容情節和戲劇,十分抽離。當西方歌劇在華格納(Richard Wagner)和威爾弟(Giuseppe Verdi)手中,變得高度浪漫化、戲劇化、精緻化,甚至於歌劇與上流階級緊密結合,美學取態傾向高雅華麗(當然也難免僵化或陷入奇觀式的取巧),《空》卻要反其道而行,帶引聽眾一再反思西方歌劇的荒謬一面,用冷峻的心態拆解歌劇的種種元素,最後剩下歌者、聲響、燈光、舞台空間和影像,一切歸於空,這五個基本元素成為最後的組合材料。
另一方面,從《空》這部「反(西方)歌劇」,也令我想到兩點,一、西方歌劇的具象化,與中國戲曲(以京崑為中心)的高度抽象化可謂南轅北轍,然而為了方便當代觀眾欣賞,抽象化的傳統難免受到一定衝擊,那麼中國戲曲需要好像《空》一般的藝術革命嗎?如何實踐?如何呈現不能減除的基本元素(例如做手)?二、《空》的題材令我想到的,並不是東方佛家的空(sunyata),而是西方宗教的虛空(vanity),因此女高音不斷循環旋轉,令我想到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也帶來深沉的存在反思。
好了,走筆至此只能略說《幻II》(Delusions II)。劇場中,大部份坐位都收拾了,聽眾可以隨意遊走,但不論在哪一個站立點,都可以感受到全場六十四個speakers所帶來的音響震撼,作品的吸引之處在於尖端技術的運用,《空》的意旨在反歌劇,抽空歌劇的花巧,那麼《幻II》的意旨大概是一種聆聽經驗――讓聲音填滿虛空的內在或外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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