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來好消息的人：《我的插班老師》

              過去說到加拿大導演，總會首先想起大衛哥倫堡（David Cronenberg）、丹尼阿肯（Denys Arcand）、伊高揚（Atom Egoyan）三位，最近幾年魁北克省的導演相當優異，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的《母親的告白》（Incendies）已是過目難忘，菲臘法拉度（Philippe Falardeau）的《我的插班老師》（Monsieur Lazhar）也獲好評。其實年初的時候，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時看過本片（當時影片獲得天主教文化獎），最近正式公映，禁不住再看一遍，還是動人。
        電影一開始時，是冬天的蒙特利爾，西蒙和愛麗絲是同班同學，都不是很合群的孩子，他們先後目擊了瑪汀老師在課室裡懸樑自盡。不久，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難民巴札應徵擔任老師，成為了西蒙和愛麗絲的班主任。
              三個重要的角色，都有各自的煩惱。巴札（Bashir）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帶來好消息的人」（the one who brings good news），但他的心中滿是傷痕，一家人更因為政治迫害而全部身亡，他舉目無親，來到異地加拿大，申請成為政治難民，又面對一些阻滯。他不是老師，老師只是他亡妻的職業，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受教師的職業訓練，蒙特利爾的孩子和阿爾及利亞的孩子，想必大為不同――文化差異正是本片帶出的重點之一。
              愛麗絲是巴札最喜歡的學生，她只是由母親照顧，但母親因工作忙碌而沒有時間陪她。愛麗絲是早熟而孤獨的孩子，而她和巴札的交往，似是讓她找到精神上的父親楷模。至於西蒙，他與瑪汀之死有莫大關連，令他的內心也是佈滿傷痕，需要解脫的關口――生死困惑正是本片帶出的另一個重點。
              在最後一課，巴札為學生帶來他寫的寓言故事《大樹和蝶蛹》：「橄欖樹的樹枝上，吊著小小的蝶蛹，是翠綠色的。蝶蛹明天將會變成蝴蝶。大樹很高興看到蝶蛹成長，但他真希望蝶蛹能夠再多待幾年，他就會保護她不受傷害，保護她不受螞蟻攻擊。可是，她明天就要離開了，從此必須獨自面對敵人與惡劣天氣。當天晚上，森林發生火災，蝶蛹來不及變成蝴蝶。天亮的時候，灰燼已經冷卻，大樹仍然屹立，但心已經碎了，被大火燒焦了，被哀傷摧毀了。從此之後，每當小鳥停在樹頭，大樹就會述說這段故事，蝶蛹從來沒有蘇醒，他幻想她展翅，飛向碧藍的天空，自由地吸取花蜜。」寓言的意思很豐富，指向巴札個人以及瑪汀給學生帶來的傷痕，也關於死亡與別離。最後巴札和愛麗絲擁抱告別，意在打破人與人之間因身份（師生）和文化而產生的區隔。
            《我的插班老師》拍得相當寫實，可以連繫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的人文現實主義傳統，以人道的眼光關心人性和社會處境，另一方，本片有校園電影中常見的成長主題，但重心卻在一位跟外在環境格格不入的新來的老師。影片拍得平實，但一點也不呆板，其中也有運用懸念引人探究故事（例如老師自殺的原因），又以一點點幽默感化解沉重（例如巴札背後的一尾紙魚、巴札和克萊兒的交往），而由影片之初的寒冬轉向最終暖和的季節，解凍和生機盎然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