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7日

懺情者與懺悔者——《讀愛》


改編不只是增多刪減或是借用或是忠實於原著的轉換手段,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尤其連結到風格、影像、鏡頭、場面調度、人物塑造、音樂運用、場景設定等範疇。近來看過一些改編電影,《盲流感》(Blindness)是挺出色的一部,Fernando Meirelles忠實地改編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原著,去蕪存菁,影像凌厲且充滿質感,構成了一部充滿深意的末世寓言式作品。反之,《屈辱》(Disgrace)叫人十分失望,Steve Jacobs過分忠實地改編庫切(J.M. Coetzee)的原著,除了一首一尾稍稍鬆動一下原著,整部作品是原著的簡約化、粗淺化之影像呈現。

電影《讀愛》(The Reader)是屬於比較成功的一方。導演Stephen Daldry和編劇David Hare顯然是好讀者,善於選取Bernhard Schlink原著小說中適合轉化為影像的段落,也適量地更易或增加故事橋段(尤其是中段),再配合沉穩而凝定的影像風格。只是內容相較原著難免有所縮減,也未能將其曖昧和盤托出。

我認為,《讀愛》的觀賞趣味在於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再而及於人物內心的秘密,然後才是人物關係,最後收結於歷史以及彌漫整合整部作品且揮之不去的罪疚(感)。

電影《讀愛》指涉了多個文學文本——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愛米麗雅.迦洛蒂》(Emilia Galotti)、荷馬的《奧德賽》、契訶夫的《帶小狗的女人》(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托爾斯泰的《戰爭和和平》、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里爾克的詩……還有許多許多。創作人的選取絕非無的放矢,而是留下處處機鋒,例如在萊辛的悲劇《愛米麗雅.迦洛蒂》裡,親王看中了愛米麗雅,先在途中殺害了她的未婚夫,還假裝救了愛米麗雅,她父親得悉陰謀,用匕首殺死愛女愛米麗雅。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在《體驗與詩》一書中指出,《愛米麗雅.迦洛蒂》的主題是「沒有法律的專制統治同人性的尊嚴這個新觀念的鬥爭」。那麼,《讀愛》中的漢娜眼見猶太人在納粹的統治下毫無尊嚴活下去,讓無辜者替她讀完書本,再送往集中營,動機就可以理解了——文盲當然會相信,閱讀就是最幸福的事兒,正如小說作者寫道:「她挑選她們是為了讓她們最後一個月的日子較易於忍受,最後都難免要被送回奧斯維辛。」——當然,可以理解不表示可以原諒。而在荷馬的《奧德賽》中,奧德賽歷經痛苦十年漂泊,《讀愛》中漢娜終於被判終身監禁(也可以說是自我囚禁,甚至自我執行死刑),表面上看南轅北轍,但他們都為自己所為受苦受罰,負上責任與沉重代價。

《讀愛》中的漢娜與米高都有不可告人的內心秘密,漢娜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是文盲,那是她堅决護衛的個人尊嚴底線,而米高的秘密就是十五歲那年夏天與漢娜之間的不倫之戀,他一直以為自己被漢娜利用,最終被拋棄。後來,被國家利用且被世人拋棄的,其實是漢娜。當電影/小說從米高個人的感受、道德壓力和他的故事,慢慢移入法律公義和創傷歷史的龐大陰影之下,悲劇的無形壓力也逐步令人感到沉重。沉重得令人透不過氣。尤其是,當米高成為法學生再成為律師,過程中幾番或遠或近再見漢娜,先是痛苦、憤恨,再而是無力、遺憾,帶著罪疚感,為漢娜朗讀文學作品及錄製錄音帶,再轉入最後的傷逝,執行漢娜的遺願。電影的敘述沒有一絲鬆懈,而是將遺憾與罪疚、愛與恨轉化成米高的懺情告白,更向自己的女兒揭開內心的秘密,在矛盾的感覺裡慢慢道出自己的人生,讓真誠的靈魂開始喃喃說話。

2009年3月19日

2009年3月13日

我們的時代——《夏菲米克的時代》


《夏菲米克的時代》(Milk)在本年奧斯卡金像獎中共獲得兩個獎項——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原創劇本,當然是實至名歸,反正對手也不算太強,辛潘更有驚無險打敗了《拚命戰羊》(The Wrestler)的米奇洛基(Mickey Rourke)二度奪得影帝殊榮。而論影片的藝術性,《夏菲米克的時代》甚至不亞於《一百萬零一夜》(Slumdog Millionaire)和《奇幻逆緣》(The Curio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比前者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夏菲米克的時代》是吉士雲辛(Gus Van Sant)的主流作品,雜用歷史檔案片段和仿舊片段,配合多種拍法依然遊刃自餘,可見導技確實不凡。雖然,我個人還是比較欣賞偏鋒、冷峻、前衛的死亡三部曲,尤其是《大象》(The Elephant,2003),而兩片的警世歷史教訓足以讓今日的我們引為借鏡。

《大象》的名片有典故可溯——Elephant in the room——是指人們對明顯的問題視若無睹。《夏菲米克的時代》其實也可作如是觀。影片中的夏菲米克在四十歲生日當天搭上同性戀人,二人搬到三藩市,在一個同性戀者聚居地開了一間相機店。從此,夏菲米克開始集結同性戀者,鼓吹關注同性戀者權利,更決定參選,以帶出政治議題並與大眾對話。夏菲米克屢敗屢戰,終於在最後一次競選中獲勝,成為區監事委員。他不斷遊說於三藩市成立防止歧視同性戀者的法案,爭取同性戀者不會在公共學校中被無理革職,努力推展同性戀平權運動。但他與另一委員天主教徒Dan White的反目,令夏菲米克遭Dan White槍殺。

今時今日在香港看《夏菲米克的時代》一片,不免感觸良多,在片中,我們看Anita Bryant等極端保守基督徒對同性戀者十分歧視,高舉家庭價值,卻不尊重同性戀者的人權與尊嚴,敵我二分唯我獨尊的態度令他們不樂於也不善於與他人對話,在公眾場合與傳媒面前多番出言不遜,也不懂運用合適的語言及修辭去游說群眾——反之,夏菲米克卻深諳團結的作用、透過傳媒發聲、勇於與對手公開辯論並鼓舞同道中人。

影片中的天主教徒Dan White過份重視個人的利益及權力,太投入政治遊戲而不能自拔,為製造議題而不顧一切,他的非理性令人反省到——沉迷於政治的旋渦中會否使人失卻自己的傳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人格。

電影以真人真事為題材,夏菲米克也絕對不是甚麼完美大聖人,他的私生活有紊亂不檢之處,但他也有愛與關懷,以及誠摯的血肉感情;他也有獨裁無理的一面(如強逼別人出櫃),但他也關心他人死活(如片中一位想自殺的同性戀者),面對死亡的威脅也毅然上台發表群眾演說,在當刻放下了自我。

近月擾攘教會內外多時的議題,令教會內部以至教會與社會產生了摩擦,合一的精神與關懷的心胸都不見了。《夏菲米克的時代》讓我們反省到某些教會人士是否遍城撒播仇恨和恐懼的種子。又也許我們有太多原則,太少關愛,一直以來香港教會介入社會的傳統是服務和關懷弱勢社群,而不是在政治議題上糾纏辯論。當然基督徒可以關心政治,但我不理解是甚麼原因令基督徒放下了自己的傳統和福音使命,二話不說就營造出敵我分明的形勢呢?基督徒是帶著或應該帶著哪一種語言進入社會大眾呢?但願大家都毋忘原初的使命,毋忘愛,毋忘夏菲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