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4日

《接種》——基因工程的道德困境

從類型、橋段到名稱,《接種》(Splice)都令人想到「異種四部曲」(Species,1995-2007),然而只有《接種》獲得影評人青睞,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接種》有知性內涵。
《接種》是一部涉及倫理課題的電影,當中衝擊了人類與動物基因接種這個具爭議性的問題。電影中的一對科學家Clive和Elsa不想只做動物基因工程,即使贊助人財政上不支持,他們在求知欲的驅使下偷偷犯法接種人類與動物基因。結果研發出變種人類。

關於人類與動物基因接種的問題,支持者會說,接種能夠幫助醫治某些複雜難解的病症,延長人的壽命,右翼人士甚至會說,接種是提高人類品種及機能的一大契機,然而反對者會基於人道主義、生態危機、人性及靈魂等問題質疑人類與動物基因接種的合法性,目前,藉著接種創造變種人普遍地仍然是違法的。

《接種》中的一對科學家好像亞當與夏娃,摘下能使人有智慧的善惡樹上果子,終於釀成大錯,求知的欲望倒過來控制人類,變種人和科學家之間,可以有愛,但一轉念又可以有恨,兩者不一定處於相安無事的和平狀態,又由於體質上的差異,也不一定處於平等地位。

電影下半段走向更極端的一面,揭示普通人類與變種人類的性關係。Elsa撞破了Clive和變種人Dren發生關係,Clive和Elsa才想到整個接種計劃其實涉及對與錯的道德問題,但回過頭來要消滅變種人,又涉及殺人的法制和倫理問題。《接種》的編導避重就輕,繞一個圈子。後來,Clive和Elsa以為Dren死了,就埋葬了她,冷不防Dren不是死了,而是由女性突變為男性,強壯的Dren大開殺戒,甚至強暴了Elsa。劇情至此,其實已是用聳人聽聞的情節掩蓋更深層次的道德倫理討論。而按照一些驚慄片的類型公式,會有一個Final Girl殺敵生還,留下來見證及流傳一切親身經歷(雖然《接種》的Final Girl不太典型但作用是頗類似的),最終的勝方似乎是財團企業,無形中令基因工程引導向經濟利益範疇。

關於基因工程的道德問題,德國杜平根大學哲學教授赫費(Otfried Höffe)在《作為現代化之代價的道德——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中譯本於2005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基因研究。赫費指,德國哲學家約納斯(Hans Jonas)對應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畏懼和希望的雙重原理,並給與畏懼具有優先權力。面對文明釋放的力量,人應「對新的前景的冷靜評價取代狂熱的希望,並且,在實現新的前景時要謹慎小心。」現代科學有內在的知識衝動、人文性的衝動、烏托邦的衝動三種動力,充滿希望的科學相應地也有實踐責任,尤其是「科研越現代化,就越深入地進到物質的基石之中,越深入地滲透到生命的基因中,就越嚴重地出現道德的可錯性。」

電影《接種》所揭示的,正是科學家被衝動和希望憧憬所抓住,沒有絲毫畏懼,更忘記了謹慎地負起責任和評估後果,終於後果堪憂,大錯鑄成。從赫費的論點和電影出發,我們看到基因工程的道德約束是重要的,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前沿問題,相信仍會不斷觸發討論(新聞正在報道基因三文魚合法化的消息),而人也應該認識到一己的限制,即是我們愈來愈像神,好像控制了世界,又好像控制了將來的命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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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成——微宇宙教皇的光華

(刊於《聯合文學》311期,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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