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9日

《雨蓓、高達與查布洛》

1. 雨蓓與查布洛

「法國五月」的節目之一為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的電影回顧特輯,宣傳單張上最醒目的字眼,莫過於當代電影大師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批語:「她若然不是世界最好的女演員,也一定是歐洲最出色的。」在我心目中,即使他們二人不是世界最好的導演和女星,也必然冠絕當今歐陸了。

雨蓓和漢尼卡合作只有兩次,但她和法國新浪潮先鋒之一的查布洛(Claude Chabrol)合作呢,到目前為止有七次之多,我看過其中的《女人韻事》(Story of Women,1988)和《冷酷祭典》(A Judgment in stone,1995)兩齣,俱為不落俗套的作品。

《女人韻事》和邁克‧李(Mike Leigh)的《地下觀音》(Vera Drake,2004)最堪比較,有趣的是兩片的女主角都在威尼斯影展中封后。二人都暗地裡替人墮胎,一個收費,一個義務;一個判死刑,一個階下囚。她們的背景、生活、性格、動機都完全不同,命運自然分岔。《女人韻事》中的雨蓓活在戰時,生活比較艱苦,靠替人墮胎,租房間給妓女,漸漸富起來,更搭上了英俊男子,一切變得美好,只是跟丈夫感情疏離。終於,丈夫忍無可忍告發她,法庭以道德重整為由將她推上斷頭臺。

在女主角臨刑前夕,查布洛才一展左翼人文主義本色,借雨蓓之口道出真言:「如果富有,雙手便容易乾淨。」又借律師之口再道:「工作、家庭、祖國,我們沒有權利,只有責任。」歷史上,工作、家庭和祖國為當時國家的意識形態核心,不幸的女主角冒犯其一,就成了現實政治的犧牲品,無緣再會自己的兒女。

片末打出字幕:「憐憫受死刑的孩子。」孩子可以是女主角,也可以是她的子女,更可以是被打掉的孩子。查布洛連消帶打,以道德相對主義的姿態對死刑、墮胎、國家意識形態等議題一一作出批評,此言可謂畫龍點睛。綜合來說,《女人韻事》中的雨蓓十分搶鏡,全片不俗,尤其以結尾為佳。

有說《冷酷祭典》為查布洛近年力作,誰說不然?兩個女主角──雨蓓和莎琳恩.邦奈爾(Sandrine Bonnaire)平分春色,戲味十足。查布洛也不脫政治關懷,在影片中滲入階級鬥爭理論。邦奈爾飾演一個在資產階級家庭中服務的女傭,致命傷是目不識丁,對文字(信件和便條)有恐懼。雨蓓飾演一個郵務員,和女傭結為好友,只因二人都有不名譽的過去──女傭殺父,郵務員殺女,都因證據不足而釋放。結果,二人對資產階級家庭日漸不滿,終於大開殺戒。

片末平行剪接莫扎特的歌劇《唐喬望尼》(Don Giovanni),用意頗深刻,原來故事是風流騎士唐喬望尼一生作惡多端,死不悔改,始終敵不過死神而掉進地獄深淵。《唐喬望尼》一劇預示了兩個女主角的悲劇結局,郵務員被神父的車撞死,女傭則因證據確鑿恐怕法網難逃,二人終避不過最後審判,但也可以說,作惡多端的是資產階級家庭,他們對女傭缺乏持久的愛心,對郵務員缺乏適當的尊重,兩個女主角以低下層的身份「攪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以死神的名義進行終極審判。結尾的歧異性當然留待觀者定奪,姑勿論如何,《冷酷祭典》的開放式結局引証了查布洛的一番話:「沒有靈魂完全邪惡或完全善好。」(Guy Austin,Claude Chabrol,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167)在他的作品中,雨蓓就是這樣的一個靈魂,她透視了查布洛的世界。而這句話不論放在查布洛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只能夠說──誠如所言。

2. 雨蓓與高達

在高達的電影中,雨蓓擔當了傳聲筒的作用,退居次席但恰如其分,這正是雨蓓優越之處。她與高達合作只有兩次,分別為《慢動作》(Slow Motion,1980)及《激情》(Passion,1982)。

《慢動作》是高達的「第二部處女作」,他在這部電影中回歸敘事。電影有兩條主線,一為高達先生和他的情人,他在個人感情生活中屢次觸礁,而她則嚮往歸園田居的生活;前者是導演自嘲,同時折射出男女溝通的難處,而後者則展示現代人對城市生活的厭倦。

第二條主線才是重點所在,雨蓓飾演的妓女要面對嫖客的種種古怪要求,買賣消費的荒謬本質呼之欲出,妓女被嫖客視為非人的客體對象,呈現了現代商品消費社會的去人性化傾向,正如高達電影的研究者Wheeler Winston Dixon指出,《慢動作》推展了高達在過往一直關心的課題──商品化、賣淫和客體化。(The films of Jean-Luc Godard,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142)。他指出的三點正是《慢動作》的核心,如果再加上一點,則為對於電影以及電影音樂的反思。

電影中許多的慢動作片段,引人思考影像與現實的不一致性,當電影的時間能夠因導演的安排而延擱時,觀眾難免要抽離並思考導演的居心可在,觀眾與導演成為了交流的雙方。最有趣的是結尾,觀眾看見畫面中一個樂團奏著電影的配樂,和影片開頭的不見歌者但處處出現的女高音歌聲,堪成強烈的對照。片末中,聲音、影像與現實又獲得圓滿的一致性,觀眾又難免要思考電影與現實的關係,從抽離到融合,從影像與現實的(不)一致性,《慢動作》的可觀之處就在於這種不穩定性,就在於這種游移的趣味。

《激情》的原名Passion固然可解作激情,也可解作基督受難。循著激情的路線走,當然離不開Colin MacCabe的說法:「整部電影從頭到尾所尋覓的激情,乃是在愛情與工作結合在一起的那一時刻所迸發的激情。」現實卻不免殘酷。電影中的波蘭導演正拍攝一部再現名畫的電影,但他總是不滿意,時常曠工。只因他愛上了漢娜.舒古拉(Hanna Schygulla,德國名導法斯賓達的愛將)飾演的酒店女主人,他倒滿意於為她拍攝的影像,只有那些片段才有愛情與工作合二為一的激情。老闆當然瞎焦急,他要的是有故事的電影。另一廂是雨蓓飾演的女工,熱愛工作卻被上司解僱,只能默念十架七言──「我的主,我的主,為甚麼離棄我?」

循著基督受難的路線走,女工的呢喃和片末的羊群都具有信仰意味了。整部電影有許多聲畫不一致的片段,有時也難以弄清楚誰在說話;光線的問題也令人困惑,導演常常說光線的安排有問題,作為觀眾的我們卻難以定奪光線的安排是否不妥,似乎電影世界與生活世界都不是容易掌握的客體,正由於這種不確定性,信仰才有它的位置。

片中一角說:「你不能透過拯救世界來拯救你自己。」有人以為電影世界沒有敘事就不能看下去,有人認為生活世界沒有激情就不能活下去,重點依然是拯救你自己,無論是追求激情,追求完美的活人靜畫(Tableaux vivants)藝術,還是追求受難者基督。然而,這些都不能拯救世界,還是拯救你自己吧。

(刊登於《月台》第三期)

2006年5月11日

華人獨立音樂合輯 C 首發式及演出

時間: 2006年5月13日 8:00pm
地點: Bunker酒吧 (廣州環市路廣良大廈首層,動物園南門站)
Time: 8:00PM, 13 May 2006
Add: Bunker bar, 1F, Guangliang Building, Huanshi Road, Guangzhou

演出樂隊 Live Band:
A (廣州) 小河 (北京) 非他 (香港) 頂樓的馬戲團(上海) 噪音合作社(香港)
門票: RMB 50元 學生票: RMB 30元

我將為噪音合作社客串演出(擔任半個結他手和半個鼓手),歡迎參加。

2006年5月7日

《迷失決勝分》,迷失罪與罰

To never have been born may be the greatest boon of all──Sophocles

你翻開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開始第二次的長途閱讀。我正在重看活地亞倫(Woody Allen)的《歡情太暫》(Crimes and Misdemeanors,1989,台譯《愛與罪》,大陸譯《犯罪與不端》,港譯真的離題萬丈),我一直認為這部電影是活地亞倫的代表作,即使重看,趣味依然。

怎麼了,忽然對罪這個問題感興趣呢。

看完活地亞倫《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2005),我們都找來不同的電影和書,希望發掘更多、思考更多。

《迷失決勝分》是一部關於「幸運」的電影,球兒在網頂翻滾,向前,勝利;退後,失敗。難怪活地亞倫認為──The man who said “I’d rather be lucky than good" saw deeply into life.

主角Chris是網球教練,透過學生Tom認識了上流的Hewett一家。富家小姐Chloe Hewett愛上Chris,二人結婚後,Chris名利雙收,但他不甚滿意這段婚姻關係,反而,Chris愛上了二線女演員Nola。

一如《歡情太暫》,情婦跟男主角總是糾纏不清,男主角拋不下美滿的家庭,情婦卻連番瘋狂追逼。結果,男主角迫不得已殺死情婦。在《迷失決勝分》,Chris殺死Nola和她懷著的親生孩子,還有無辜的陌生人,卻因凶案證物被他人撿走了,Chris逃出法網。Chris午夜夢迴,看見Nola,只能唸出索克福勒斯的名句,嘆人生之苦味。人義不濟,一切還是留待神義顯明。

《迷失決勝分》探討「幸運」,人生中確實有許多Blind Chance(盲目的機遇),即使沒有準備又沒有設計,未來也可能因為一個機遇而大變。做與不做一份差使,接與不接一個電話,走與不走一條小路,去與不去一個畫展,命運隨時降臨,可能是從此一帆風順,可能是從此萬劫不復。人雖有自由意志和自主性,但天數難料,最終都只能以一字記之曰信(Faith)來打圓場。

活地亞倫的深刻不單在於看透人世中命運的決定性,他還看穿了罪惡帶來的正義問題。中國人一直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這句話多少暗示神義的存在,因為罪惡,人間總有不幸,但外在的超然力量會在適當時候一一清算,也有人相信「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一切留待最後審判。

對於現代人,這是一個困惑──明明有法律存在,每個人都承擔一己行為的責任,根本不需要上帝的正義。然而事實上,人間不幸依然存在,有人因此大喊「天無眼」,甚至以為正義不存,人生是虛無,人要反抗一切。

夜更深了,你還在讀《罪與罰》,我拿起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正義與審判的彼岸,杜斯妥也夫斯基也關心寬恕,書中的主角阿遼沙對兄長伊凡說:「你剛才說:全世界有沒有一個人能夠寬恕而且有權利寬恕?但這樣的人是有的,他能寬恕一切人和一切事,而且代表一切去寬恕,因為他曾為了一切人和一切物而流出了自己清白無辜的血。」接著,無神論者伊凡說出著名的「宗教大法官」獨白,讓人一再懷疑寬恕的可能,反正在一個沒有神義的世界裡,一切都可以允許,殺人其實是一件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