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

回歸本土――香港當代紀錄片的轉變與模式

(收於《製造香港──本土獨立紀錄片初探》)

2011年12月29日

長恨此身非我有:《我的華麗皮囊》

               艾慕杜華Pedro Almodóvar……老實說,我不想來一次作者論式起底,估計大家都清楚,他的camp tastemelodrama式橋段(偏偏兩個詞都不好譯為中文),漂白水都洗唔甩。他的最新作品我的華麗皮囊The Skin I live in,改編自Thierry Jonquet的《狼蛛)也如是。
        翻查檔案,原來我從來沒有評說過艾慕杜華任何一部電影,是我無心之失,還是有心忽略?我想不論是兩年前的《情婦的情夫》Broken Embraces)還是本片,討論上都要慎防劇透,頗傷腦筋。
              皮囊,是肉體之皮相,血肉之身原有性別之分,有種種身份的印記――我們的面容透露我的種族,也展現此時此刻的心情狀態;親友以容貌辨認我是誰,也看著時間在臉上留下痕跡;面容前是有血有肉的人際交流,面容後也有許多回憶與創傷。《我的華麗皮囊》中的醫生Antonio Banderas飾)是製造人皮的高手,他的專業有好壞兩面,好的一面可以改善人類皮膚,而壞的一面就可以將上述所說的分野與印記,通通磨滅。因此,他的人皮實驗有較高的道德風險,有些上司同僚為此而不苟同他的工作。
              電影的劇情展開處境,處境帶出問題,問題令我們困惑――《我的華麗皮囊》是復仇故事,復仇牽涉情與義,要做到合情合理才正當,不過,復仇的尺度十分難把握,這就是我們困惑的源起2009年的《謎情追兇》[The Secret in Their Eyes]就是一個出色的例子)。《我的華麗皮囊》中Vicente大錯鑄成,他起初動機是只求一夜歡好,但無意中卻令醫生之女失常自殺醫生從此沒有妻兒子女,於是用奇招復仇。
              至於艾慕杜華本人的奇招,就是運用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人質由本來受到威脅,不情願、不自主的一面,轉向對囚禁者產生同情,甚至施以援手。這種矛盾的心理,在艾慕杜華手中,就情與義、男與女、愛與恨弄得顛來倒去,令人眼花撩亂(早有前科:捆著我,綁著我[Tie Me Up! Tie Me Down!]1990,又是Antonio Banderas當男主角)。直至最後,我們才知道Vicente心之所繫、何去何從,而那一刻,我們看透角色充滿諷刺、兜兜轉轉的經歷,早已弄得哭笑不得。
             《我的華麗皮囊》一方面充滿了melodrama的痕跡,例如角色陷入回憶之中,默默守護著私生兒子的生母(當然兒子不知道),兄弟相殘(當然二人不知道對方是誰),情人的謊言與出走、信任與背叛,一如以往,艾慕杜華給這些舊元素,賦予新的個性面貌另一方面,艾慕杜華也用了許多文化符號,如Alice MunroCormac McCarthy的書,Louise Bourgeois的藝術作品,讓觀眾研究索解(不難看出Louise Bourgeois艾慕杜華的共通處,而弟弟的老虎造型可能取自西班牙繪畫大師達利,代表著暴力)
             我的華麗皮囊》是相當不俗的懸疑電影,雖然我不太喜歡艾慕杜華的不道德思考進路(大量提供的偷窺快感、運用私刑、醫生有欠專業道德等),但也不得不佩服他說故事的技巧,轉折之處,總教人目瞪口呆。

2011年12月26日

2011年12月19日

還記得第一次:譚以諾《黑目的快樂年代》

        每逢歲晚新年,總會想想一年裡看過甚麼好書。我的閱讀焦點是香港文學,計算一下,今年過眼涉獵和仔細捧讀過的有約莫有五、六十種,換言之,平均每一個禮拜,都有至少一種香港的本土文藝出版。而其中,也斯、葉輝、董啟章和廖偉棠應該在2011年最活躍作家之列,出版量多,質數也保持水準,「八十後作家群」也嶄露頭角,新詩方面,西草的《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呂永佳的《而我們行走》和崑南主編的《80後十位香港女詩人:詩性家園》,展示出截然不同的自我風格;小說方面則有雨希和譚以諾。到年底,譚以諾的小說集《黑目的快樂年代》終於面世,順勢令他成為往後最值得期待的八十後小說作家之一。

成長小說的平衡與和解

        《黑目的快樂年代》沒有作者本人的前言或後記,似乎作品已是一切,書前有湯禎兆的序,以「成長小說」的楷模視之。這個評論策略,實屬必要。論及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大概總是由大文豪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說起,而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及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等文學理論大師,也為成長小說的閱讀及批評角度,提出種種方法竅門。既然湯禎兆用了巴赫金的〈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的意義〉中的規訓,以示勉勵,我就不妨借助盧卡奇的小說理論觀察譚以諾的新作吧。
        盧卡奇認為,成長教育小說綜合了抽象的理想主義小說及幻滅的浪漫主義小說,它的主題是「成問題的個人在經驗理想引導下,與具體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和解」。內在理想與外在現實,各執一端,對於主人公而言,他就要在沉思與行動、附和與抗議、接受與改造之間尋找平衡,他不把現實浪漫化,也不完全妥協。
        好了,回到《黑目的快樂年代》。書分為遊戲年代、學習年代與實戰年代三章,外加一個尾聲。每一章切割開來可以視為中篇,各有重點,拼合起來就是三次元的、富立體感的黑目成長經驗敘述。從小說之首句到末尾的一段,作者都以「第一次」說明黑目與世界交往的初次體驗,當中已透露幾許玄機:「黑目總覺得所有事情的第一次都是馬馬虎虎甚至是一塌糊塗的。」(頁2)
        我們在此看到一個少年人(成問題的個人,problematic individual),面對世界的種種事情,產生出不調適的尷尬感覺,然後種種人生第一次出現了――第一次相吻、第一次去舞會、第一次偷偷接觸女性胸部、第一次做愛、第一次在網絡表露真感情等等,莫不是雞手鴨腳,一如小說第一句所言明。而更加教黑目措手不及的,就是少年時的遊戲(電玩、大富翁、狐狸先生幾多點等等),與成年人的遊戲,同樣是「遊戲」,都講規則,但成年人的遊戲――由租樓到買樓,或離開城市――是可以耗盡一生的,如此折射出當今八十後以及許多市民,對地產霸權的慨嘆和怨怒。
         於是,小說首章就在黑目面對社會,產生逃避的動向中結束了:「在遊戲中暫時撇開那堆千絲萬縷不清不楚的現實關係能退到私人與朋友的空間中放肆的叫嚷打罵。」(頁57)為甚麼呢?因為現實太強、個人太弱,兩相懸殊。

個人與城市的價值轉變

         我們不如先跳到最後一章:實戰年代――所謂「實」,可以是實際或現實;所謂「戰」,可以是基於個人理念的戰鬥。這章圍繞著2006年底的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而最後警方以不同方法將示威的力量消解了,黑目和他的朋友也基於種種考慮,離開了現場。
        作者再以「第一次」道出城市的轉變――抗爭意識開始凝聚、群眾力量開始集結,天星碼頭事件成為重新審視本土社會發展觀的契機,黑目作為社會的一員,在行動中也轉變了,因為,他終於找到微小個人投入宏大現實的接合點。他不再對現實一味附應,對理念當然也有退縮與猶豫的時候,但黑目嘗試去表態與抗爭,在舊的失敗中尋找新的成功,小說起初是個人的「第一次」,最後竟然是城市的「第一次」:
       「那並不是發夢而是城市有史以來第一次堵住了首長官邸若然他們在那裡紮營那就咪洗旨意可以清走我地呀雖然那數千人無能改變甚麼最後依然被強權壓倒但那一次歷史性的圍堵將會化身成很多很多個黑目繼續在他們的實戰年代中冒身起來反擊……」(頁164)
        譚以諾的小說集《黑目的快樂年代》是個人的成長故事,黑目了解到社會殘酷而複雜的現實關係後,來到位處中央的學習年代,其中的主調就是人生的啟蒙。黑目從《三國演義》、外國文學和《聖經》,找到理解歷史、世界、人生、情感、德性與自己的窗戶,而到了實戰年代,黑目再一次迎向現實,自我啟蒙了,而社會也在群情洶湧之下「啟蒙」了。
        關於《黑目的快樂年代》,還有不少話題值得分析細探(例如削去標點符號、實戰年代的平行敘事等等),只能另文再論。而顯而易見的是,小說受到董啟章去年出版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所影響,從中我們看到香港本土作家以傳統的成長小說形式,深刻地描劃個人(與同儕)的思想激盪,以及城市的價值轉變,而改變的動力就由個人一點一滴移向集體,終於掀動了status quo。

(刊於《明報》201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