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6日

下午,喝咖啡

(2002.6.17 溫哥華 2002.7.11、2003.12.16香港刊於《香港文學》第220期)

2003年12月15日

鋼琴戰曲在大屠殺中響遍

看到電視新聞報道中,連串的爆炸和死傷者,一尊尊候賽因銅像、一張張候賽因肖像被眦(候賽因也被捕了),令筆者想起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享譽全球,為他帶來康城和奧斯卡兩大影展、國際影評人協會等最佳導演的電影《鋼琴戰曲》。

當然,拍這類悲情片,特別是以猶太人被納粹黨希特勒屠殺為題的電影,自然能得大獎。先有史匹堡的《舒特拉的名單》為先導,加上猶太人在美國的權力,怪不得大熱《芝加哥》也連連側目。而事實上,《鋼琴戰曲》在奧斯卡也勇奪三獎了,成績尚算不俗。

電影本身並沒有甚麼好說的,倒勾起了一些關於二次大戰時,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的著作和名句,其中首推阿多諾(Adorno)在《否定的辯證法》(Negative Dialektik)一書所言:Nach Auschwitz gibt es keine Gedichte mehr(「在奧斯維辛之後,詩已不復存在」),令人不禁懷疑人能否再投身於神聖而偉大的目的。諷刺的是,片中的鋼琴家賣鋼琴、賣書、放棄了高尚的藝術家理想,最後卻因一曲蕭邦中而在德國軍官手中活過命來。

詩已不復存在了,但也有人刻意搜索苦難的記憶,二十世紀波蘭作曲大師班特維斯基(Krzystof Penderecki)也寫下經典之作《給廣島倖存者的輓歌》(Threnody for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1960),運用了五十二件弦樂器與創新的技法—音群(Sound Cluster),帶來悲愴感之餘也令人耳目一新。班特維斯基與波蘭斯基在各自的範疇都是大師。反觀《鋼琴戰曲》,卻沒有帶來任何新鮮感,在情節流暢發展下,並無任何喜出望外,依年份而具歷史感的敘述,真實無比的集中營和災區,感人至深的鋼琴家生平,一一引人發問:既生《舒特拉的名單》,何生《鋼琴戰曲》?(本人甚至認為《舒特拉的名單》比《鋼琴戰曲》還要好。)

還是說說阿多諾吧。他認為從古希臘到十九世紀的哲學都力求主客體的統一,不惜犧牲個體,甚至消滅異質的存在,以達致統一和整體,而滅絕猶太人的大屠殺,就是絕對的一體化(詳參單世聯《西方美學初步》,廣東人民出版社,頁582)。生於波蘭的哲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n) 更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Holocaust)一書中指出,猶太人沒有國家、信奉獨特的猶太教,在祟尚秩序、純粹現代性的德國人眼中自然成為了異己,甚至是屠殺的對象。在《鋼琴戰曲》中時常出現井然的圍牆、整齊的隊伍、機械的工序不就是現代性的印証嗎?

在遠方的美伊戰爭也是這一套理論的回響。無論是德國等軸心國冀望統一世界,還是美國以解放及民主的美名對付所謂「邪惡軸心國」,都是誅滅異己、忽略他者的舉止。眼看德國發起了兩次世界戰爭,繼之以泠戰、韓戰、越戰中突顯的意識形態分岐,還有兩次美伊戰爭與九一一襲擊的東西方文化角力,都呈示了關懷弱勢、維護他者的可貴可敬。而片中每一個營救鋼琴家的人,不論是猶太同胞、波蘭人、德國人不都是偉大的無名英雄嗎?

著名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Milosz)在《幸福的生活》中詩意地道出了人類對美好將來的心聲,面對這這個非人道的世界,可說是一個動人的期許與安慰。節錄如下並作結:

「他的晚年遇上了豐饒的歲月。
各處沒有地震,乾旱或是洪水。
看上去似乎變成永恆的好時節,
星星更為碩大,太陽增加了威力。
甚至遙遠的外省也沒有戰爭進行。
一代代友好地長大成人。
人的理性也不是被嘲弄的主題。」(張曙光譯)

備註:關於阿多諾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理論和闡釋,筆者推介劉小楓先生的《苦難記憶—為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一文,殊堪參考。見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三聯書店出版。

2003年12月13日

音樂自傳

事情彷佛遙遠了。

從來沒想到由喜歡聽The Beatles的Red Album 到Blue Album,從學結他到有一天可以拿著電結他,站在台上,接受歡呼與掌聲。其實我更愛清靜與獨處。不過,聽眾的熱情確實令我心動。

還有我的結他學生呢,他們的出現更讓我想起從前。選擇讀音樂教育,多多少少帶點理想主義的成份,雖然,事情彷佛遙遠了。

你問我,其實台下的景像是怎樣呢?我也不清楚,周遭只有煙,燈光師選擇了紅,所以面前是一片白,夾雜著迷離的浮動的紅色。只能望見首三行的觀眾,其餘是漆黑,我估計漆黑的背後是耳朵和眼睛。

結果是預料的,空手而回。怪自己閑散罷,我總是懶於作曲,老師也這樣說。其實我更愛編曲與即興。高個子的低音結他手H悄悄說,要更搖滾一些。我說,是的,要更搖滾一些。你快作曲吧,要更搖滾一些的。

而我,會編排一些比較吵耳的段落,還有敏捷的結他獨奏。

2003年12月10日

第一百零九條好漢——吳仲賢的故事

看了陳耀成的《吳仲賢的故事》,心情忽然變得複雜,說到底,我知道自己是動機不純的,我並非為吳仲賢而看,更不是為了解六七十年代的社運而買票,只是由於導演是陳耀成,我喜歡他寫的文章與影評罷了。

事實上,收穫確實很多,並不是預期的,也不一定是因為故事本身,而是隨故事而來的種種,是知性的,當然也有感性的。我所說的感性,一部分屬於恍然大悟:原來有這一段歷史,這樣的一個傳奇人物,都是教科書與課堂所諱言的。另一部分是使我對一些假話更加反感——激進等於出風頭,理想是可笑的——這些那些,我們聽得太多了。當然,社會和歷史自有其說法,視乎你相信與否。也有人會說: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北島:《回答》節錄)

這些人會插手干預歷史的論述,也不相信當權者的片面之辭和謊言,北島唱出了昂揚的詩歌,那是他能夠做的,吳仲賢搞社運、辦刊物也是他能夠做的,他真的做了,所以有一段故事流傳下來了。雖然,將吳仲賢置於「一百零八條好漢」中,與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等量齊觀似乎不太平衡,但他們的大志未竟,卻是真的,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恐怕是社運分子的一條定理。

當然,不可能一切都會圓滿,只有追求與堅持才會成為真實。吳仲賢和莫昭如等人的努力並不是白費的,而民主自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是不能明白事情為甚麼總是兜兜轉轉,他們保衛釣魚臺、對抗公安惡法,務求揭穿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虛假外衣,都下了許多苦工,可悲的是,今天的我們仍在爭取相同的東西。到底民主是否子虛烏有?還是,進一步的同時就預兆了退兩步?

我還是相信民主自由是可以達到的,只是過程漫長。至少不少人包括吳仲賢為推動民主奉獻不少,成果也不斷積累。雖然吳仲賢和不少民主鬥士一樣,本身是一個具爭議性的人物:一個滿腔熱誠的社運青年卻作了《Playboy》的編輯,在澳洲過小資生活,但他就是如此有血有肉,我們根本無需將他神化。在歐洲,他面對了感情的失敗,卻又認清了自己的政治取向,從無政府主義修正為托派分子。他辦了頗成功的《七十年代》雜誌,凝聚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卻又因一些誤會被逼離開所屬的組織。吳仲賢這個人實在太立體,又太可親了,絕非那些偽裝親切、粉飾自己的所作所為的領袖人物。

民主自由不單建基於一些制度,更是一種精神。吳仲賢這個人就體現了民主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可以被承傳的,所以我說他和莫昭如等人的貢獻並不能被抹殺的。這部電影可以說是劇場與電影的一次Crossover,也可說是一個人的故事,也可說是一課香港民主發展史。他所做的事,還有他所關心的議題,將會被闡釋和複述,一旦有一定程度上的人接觸了,有所思考、覺悟和行動,必能推展民主自由的步伐。至少我想,若果吳仲賢知道七一有五十萬人上街,他必定感到欣喜,甚至站在隊伍的最前列。

後記:完成此文後不久,恰巧在書架取下黃德偉編的《浮世戀曲:劇本及評論》,看到陳耀成所寫的一句話:「搶救在時間中流逝的人和事,保存一個遭受危害的世界。」對照本片,可見陳耀成的創作理念未變。

日出--茂瑙的愛情世界

無論在世界何方,如果要談論茂瑙(F.W. Murnau)的電影,恐怕大家都只會討論他的代表作《吸血殭屍》。其實,茂瑙現存的十二部作品中有不少實在令人回味再三,例如今年的茂瑙回顧展的開幕電影《日出》(Sunrise, 1927)就屬於這一類。

德國電影大師茂瑙本來在海德堡大學攻讀藝術及文學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拍電影,最早的數部電影已經散佚,現存最早的是1920年的《夜中行》。在1922年拍攝的《吸血殭屍》與在1924年拍攝,以攝影技巧見稱的《最後一笑》是公認的傑作,兩部表現主義電影皆技驚四座,為他帶來國際聲譽。

1927年,茂瑙轉到荷里活,替霍士公司拍攝了《日出》和《都市女郎》。後來他與著名紀錄片大師費哈提(Robert Flaherty) 合作拍攝《禁忌》,但最後由茂瑙獨力完成,可惜他在首映前數天不幸於車禍中喪生,終年僅四十二歲。

《日出》在當年奪得了三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美術指導與最佳攝影。所以,在藝術成就上《日出》是早已被肯定的。

《日出》的片頭有一段開場白,說:「這首夫妻之歌不屬於何方,又屬於任何一處;你在那一個地方都可聽得到。無論日出日落,蕭條的城市或鄉村的廣闊天空下,生命大都相似;有時苦澀,有時甜蜜。」

這段旁白不落俗套而蘊含意思。它點出了眾多對比,而更大的對比正正是茂瑙電影常見的主題--城鄉的差異、善與惡的不兩立。故事一開始的時候,鄉間農民被城市女子勾引,女子向男人介紹城市生活,有爵士樂、有舞會、有官能的刺激,農民搖頭擺腦,然後女子唆使農民用一次沈船意外浸死妻子,二人雙宿雙棲(此刻,插入字幕的”DROWN”字融化了。茂瑙推展了字幕的表現力,雖說無聲片才用插入字幕,但茂瑙卻活用了這個限制)。簡單一段,已點出了城鄉的差異。戰後的德國陷入史無前例的經濟困境,不過在二十年代中,美國企業家注資德國工商業,使城市與鄉間的經濟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可見,《日出》有一定程度上的現實根據。

《日出》的中段轉為表現丈夫的罪咎與妻子的寬恕。妻子知悉了丈夫的陰謀後,傷心不已,丈夫不斷尋求原諒。二人你追我逐,從湖畔跑到火車,再從火車走上街頭。二人終於跑到一間小教堂裏,恰巧一對男女正在行婚禮。丈夫目睹整個過程,回想過去,就抱頭痛哭,妻子也原諒了丈夫。這一段自然流暢,十分深刻。然後二人在大街上擁吻,雖引來人們責罵,不過鄉間人的真率可愛,對比出城市人的拘束與橫蠻無禮,實在是一大諷刺。

經過艱辛萬難,本片為觀眾預備了一個頗動人的結局,還有數個美麗的日出鏡頭,如果用印象派的畫作比擬也毫不誇張,奧斯卡最佳攝影之殊榮並非過譽。而片尾的晨光灑落丈夫與妻子的身上,可說是導演的祝福、人性的光環。確確實實,《日出》教曉了我們一些東西,包括了,「情」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