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6日

你是模特兒,她是香奈兒——Coco Chanel的兩本傳記

時尚就是時尚。香港藝術館的「路易威登:創意情感藝術展」在謾罵聲中完結,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黃金時裳:巴黎與倫敦1947至1957年」展覽還在吸納慕名而往的人潮。LV、Christian Dior和Cristóbal Balenciaga是響噹噹的金漆招牌。沒有華衣美服,又怕丟人現眼,就只好躲在暗黑電影院的後排角落偷窺《時尚女王香奈兒》(Coco Before Chanel),但覺草草了斷,始終難耐心癢找來香奈兒的兩本傳記——Janet Wallach的《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和Katharina Zilkowski的《可可香奈兒》,由書及人總比較親切吧。

大家都知道香奈兒出身貧寒,在Aubazine的天主教孤兒院長大,在寄宿學校學會縫紉,直至遇上Arthur “Boy” Capel,他鼓勵香奈兒往時尚事業走,也給與她財力上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男性調派往前方作戰,女性要在後方竭力工作,加上二十世紀初女性地位逐步提高,種種因素令舊日主流的蕾絲與束胸衣服款式需要轉變。香奈因為自己瘦小輕盈如男孩的身形,設計出線條簡潔、輕便實用為本的衣服,令她逐步走上時尚浪潮的尖端。

也許更人入勝的不單是時裝衣服,而是香奈兒與文化界的交往,以及她說不盡的情史。香奈兒對前衛的芭蕾舞和劇場演出十分支持,甚至以設計戲服的身份加入星光熠熠的創作團隊,她尤其支持著名的狄亞基洛夫(Sergei Diaghilev)和他創立的俄國芭蕾舞團,更在財政上大方捐助,她更慧眼識英雄,稱讚他道:「不只貝多芬的音符可以讓人起舞,我們也可以跳畢卡索的畫、或克洛岱爾(Claudel)的詩。而狄亞基洛夫是第一個瞭解到這點並身體力行的人。」(《可可香奈兒》,頁116)除了狄亞基洛夫,香奈兒出入於各式各樣文化人士,順手拈來的名字就有畢卡索、谷克多(Jean Cocteau)、詩人何維第(Pierre Reverdy)和劃時代的大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香奈兒的情人多不勝數,與史特拉文斯基的露水情緣已有Chris Greenhalgh的小說大書特書。其後,俄國貴族帕夫羅維奇堪稱香奈兒愛情生命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出現令香奈兒從簡約風格時期轉到「斯拉夫時期」的華麗風格,以線性、無褶、平面為關鍵點,且用珍珠、金絲、人造寶石刺繡圖案,更因為帕夫羅維奇將香水師Ernest Beaux引介給香奈兒,成就了著名的Chanel No.5香水。再其後,她熱情地支持詩人何維第……

關於香奈兒,不得不提起1926年面世的Little Black Dress。Janet Wallach寫得精要,言簡意賅:「在兩次大戰的富裕繁華時代裡,Little Black Dress代表一種蠻不在乎的精神,是針對奢華的一種反撲:在那個Jazz Age裡,到處是明亮的色彩、誇張的圖案、金色銀色、流蘇、羽毛、珠飾及大片刺繡幾乎氾濫。香奈兒這一件長袖的黑色寬鬆洋裝,日裝以羊毛或棉絨布製成,晚裝則以緞子、縐紗或絲絨製成,撼動了時尚界。」(《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頁77-78)

香奈兒與電影的關係也不能夠一筆勾銷,1930年,香奈兒替谷克多的《詩人之血》(The Blood of a Poet)擔任時裝設計師。翌年香奈兒就被荷里活高薪吸納。1936年,她將年輕的意大利貴族、日後的大導演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介紹給尚雷諾亞(Jean Renoir),順水推舟將小伙子帶入電影行。1939年,尚雷諾亞的經典之作《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上映,服裝設計一欄赫然打上Chanel大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住在巴黎麗池酒店的香奈兒卻與納粹情人糾纏不清,為她人生一大污點。二戰後,法國時尚界的領頭人也不再是香奈兒,而是引領復古、打造New Look的Christian Dior了。但香奈兒還能夠東山再起,名星馬蓮德烈治(Marlene Dietrich)、羅美雪妮黛(Romy Schneider)、珍摩露(Jeanne Moreau)和嘉麗絲姬莉(Grace Kelly)都沒有忘記她呢。

歸根結底,也許是時代改變了香奈兒,香奈兒也改變了時代。張愛玲在《流言.更衣記》裡說得妙:「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而香奈兒肯定是國際性的衣服大屋主,因為在這一刻還有許多人住在香奈兒的衣服裡,又因為香奈兒就是時尚,也可能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褒獎是對的:「戴高樂、畢卡索及香奈兒,是法國廿世紀留給世人永垂不朽的三位名人。」

2009年8月24日

韋家輝的藍色自由——《再生號》

(刊於《香港電影》第二十一期)

2009年8月18日

420的見證——賈樟柯《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


路是怎樣走過來呢——為了不同的原因千里迢遙遷居流徙,發展工業人人面對笨重大機器有自己的崗位自己的專長,工業息微讓路給商業地產市民生活遽然轉變,這些大概是香港神話的陳腔故事,而遠在四川成都以上的陳述也有吻合之處。

當代中國大陸導演賈樟柯的電影《二十四城記》和他所寫的《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一書(名字令人想起王軍講述北京城變遷的佳作《城記》),為一間大工廠和曾經在廠裡工作、生活、長大的小人物寫下了挺動人的見證——「2006年底,有一天新聞裡講:成都有一家擁有三萬工人,十萬家屬的工廠『成發集團』(又名『420廠』),將土地轉讓給了『華潤置地』,一年之後整座承載了三萬職工、十萬家屬生活記憶的工廠將會像彈煙灰一樣,灰飛煙滅,而一座現代化的樓盤將拔地而起。從國營保密工廠到商業樓盤的巨大變遷,呈現出了土地的命運,而無數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記憶呢?這些記憶將於何處安放呢?」(〈序:其餘的都是沉默〉)

電影和書都以真實的工人訪談開始,例如曾任黨委副書記的關鳳久概述了420廠的變遷,如何在「抗美援朝」時從東北前線遷廠至成都,四千多人從瀋陽遷往新廠,六、七十年代工人和領導一同經歷文革,八十年代又從軍品轉而生產民品。工人侯麗君在公車上誠摯剖白,如何在420廠成長、工作,到九十年代因420廠的衰落而下崗失業。而當年的工廠子弟趙剛離開了工廠,自己找到出路。幾個受訪者的故事從不同角度拼湊出420廠的工人生活了,真實具體而且有血有肉。

一輪工人訪談後,賈樟柯在電影和書中安插了四個虛構人物訪談,打破紀實與虛構的邊界外,也嘗試表達出導演的理解和想像,從小故事折射出大時代的轉變。呂麗萍飾演的大麗帶出當時意識形態的無上權威掩蓋了個人的流徙歷程和悲痛;陳建斌飾演的宋衛東道出文革時的自由時光;陳冲飾演的小花則明顯有導演的刻意調侃成份,然而小花的悲劇是一個漂亮的上海女子因知青返城家裡人太多而來到420廠,卻因種種原因未能結婚卒之年華難再,但她也適意地自個兒生活。最後是趙濤飾演八十後中產女子蘇娜的自白,這一段代表了年輕人的角度,最為感人,昔日她是工廠子弟跑進商業潮流,如今從母親的勞動終於明白到上一輩的付出,工廠終於要拆除並建成二十四城,她要在城裡買一套房給父母,她似乎成長了而且直面工人女兒的身份,至此導演將感情導引到一種經理解而生的憐惜上了。

賈樟柯說得非常好——「曾經為了讓國家富強、個人幸福而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但五十年來我們為這個試驗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那些最終告別工廠,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尋找自我的無數個個人,浮現在這條新聞背後。我一下子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從土地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主義到個人。這是一個關於體制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全體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故事。」(〈序:其餘的都是沉默〉)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都在急速發展,誰願意從高樓大廈的影子下回過頭來看小人物的故事呢,每一個小故事總有時代的記認、一把辛酸淚、悲歡與離合,以關懷的目光發掘人、記憶與土地的故事,總能夠對自己的身份處境、對他人的生活與生存得出更有人情味的深刻理解,賈樟柯在電影與訪談錄都實實在在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