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蓓、高達與查布洛》

1. 雨蓓與查布洛

「法國五月」的節目之一為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的電影回顧特輯，宣傳單張上最醒目的字眼，莫過於當代電影大師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批語：「她若然不是世界最好的女演員，也一定是歐洲最出色的。」在我心目中，即使他們二人不是世界最好的導演和女星，也必然冠絕當今歐陸了。

雨蓓和漢尼卡合作只有兩次，但她和法國新浪潮先鋒之一的查布洛(Claude Chabrol)合作呢，到目前為止有七次之多，我看過其中的《女人韻事》(Story of Women，1988)和《冷酷祭典》(A Judgment in stone，1995)兩齣，俱為不落俗套的作品。

《女人韻事》和邁克‧李(Mike Leigh)的《地下觀音》(Vera Drake，2004)最堪比較，有趣的是兩片的女主角都在威尼斯影展中封后。二人都暗地裡替人墮胎，一個收費，一個義務；一個判死刑，一個階下囚。她們的背景、生活、性格、動機都完全不同，命運自然分岔。《女人韻事》中的雨蓓活在戰時，生活比較艱苦，靠替人墮胎，租房間給妓女，漸漸富起來，更搭上了英俊男子，一切變得美好，只是跟丈夫感情疏離。終於，丈夫忍無可忍告發她，法庭以道德重整為由將她推上斷頭臺。

在女主角臨刑前夕，查布洛才一展左翼人文主義本色，借雨蓓之口道出真言：「如果富有，雙手便容易乾淨。」又借律師之口再道：「工作、家庭、祖國，我們沒有權利，只有責任。」歷史上，工作、家庭和祖國為當時國家的意識形態核心，不幸的女主角冒犯其一，就成了現實政治的犧牲品，無緣再會自己的兒女。

片末打出字幕：「憐憫受死刑的孩子。」孩子可以是女主角，也可以是她的子女，更可以是被打掉的孩子。查布洛連消帶打，以道德相對主義的姿態對死刑、墮胎、國家意識形態等議題一一作出批評，此言可謂畫龍點睛。綜合來說，《女人韻事》中的雨蓓十分搶鏡，全片不俗，尤其以結尾為佳。

有說《冷酷祭典》為查布洛近年力作，誰說不然？兩個女主角──雨蓓和莎琳恩．邦奈爾(Sandrine Bonnaire)平分春色，戲味十足。查布洛也不脫政治關懷，在影片中滲入階級鬥爭理論。邦奈爾飾演一個在資產階級家庭中服務的女傭，致命傷是目不識丁，對文字(信件和便條)有恐懼。雨蓓飾演一個郵務員，和女傭結為好友，只因二人都有不名譽的過去──女傭殺父，郵務員殺女，都因證據不足而釋放。結果，二人對資產階級家庭日漸不滿，終於大開殺戒。

片末平行剪接莫扎特的歌劇《唐喬望尼》(Don Giovanni)，用意頗深刻，原來故事是風流騎士唐喬望尼一生作惡多端，死不悔改，始終敵不過死神而掉進地獄深淵。《唐喬望尼》一劇預示了兩個女主角的悲劇結局，郵務員被神父的車撞死，女傭則因證據確鑿恐怕法網難逃，二人終避不過最後審判，但也可以說，作惡多端的是資產階級家庭，他們對女傭缺乏持久的愛心，對郵務員缺乏適當的尊重，兩個女主角以低下層的身份「攪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以死神的名義進行終極審判。結尾的歧異性當然留待觀者定奪，姑勿論如何，《冷酷祭典》的開放式結局引証了查布洛的一番話：「沒有靈魂完全邪惡或完全善好。」(Guy Austin，Claude Chabrol，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167)在他的作品中，雨蓓就是這樣的一個靈魂，她透視了查布洛的世界。而這句話不論放在查布洛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只能夠說──誠如所言。

2. 雨蓓與高達

在高達的電影中，雨蓓擔當了傳聲筒的作用，退居次席但恰如其分，這正是雨蓓優越之處。她與高達合作只有兩次，分別為《慢動作》(Slow Motion，1980)及《激情》(Passion，1982)。

《慢動作》是高達的「第二部處女作」，他在這部電影中回歸敘事。電影有兩條主線，一為高達先生和他的情人，他在個人感情生活中屢次觸礁，而她則嚮往歸園田居的生活；前者是導演自嘲，同時折射出男女溝通的難處，而後者則展示現代人對城市生活的厭倦。

第二條主線才是重點所在，雨蓓飾演的妓女要面對嫖客的種種古怪要求，買賣消費的荒謬本質呼之欲出，妓女被嫖客視為非人的客體對象，呈現了現代商品消費社會的去人性化傾向，正如高達電影的研究者Wheeler Winston Dixon指出，《慢動作》推展了高達在過往一直關心的課題──商品化、賣淫和客體化。(The films of Jean-Luc Godard，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142)。他指出的三點正是《慢動作》的核心，如果再加上一點，則為對於電影以及電影音樂的反思。

電影中許多的慢動作片段，引人思考影像與現實的不一致性，當電影的時間能夠因導演的安排而延擱時，觀眾難免要抽離並思考導演的居心可在，觀眾與導演成為了交流的雙方。最有趣的是結尾，觀眾看見畫面中一個樂團奏著電影的配樂，和影片開頭的不見歌者但處處出現的女高音歌聲，堪成強烈的對照。片末中，聲音、影像與現實又獲得圓滿的一致性，觀眾又難免要思考電影與現實的關係，從抽離到融合，從影像與現實的(不)一致性，《慢動作》的可觀之處就在於這種不穩定性，就在於這種游移的趣味。

《激情》的原名Passion固然可解作激情，也可解作基督受難。循著激情的路線走，當然離不開Colin MacCabe的說法：「整部電影從頭到尾所尋覓的激情，乃是在愛情與工作結合在一起的那一時刻所迸發的激情。」現實卻不免殘酷。電影中的波蘭導演正拍攝一部再現名畫的電影，但他總是不滿意，時常曠工。只因他愛上了漢娜．舒古拉(Hanna Schygulla，德國名導法斯賓達的愛將)飾演的酒店女主人，他倒滿意於為她拍攝的影像，只有那些片段才有愛情與工作合二為一的激情。老闆當然瞎焦急，他要的是有故事的電影。另一廂是雨蓓飾演的女工，熱愛工作卻被上司解僱，只能默念十架七言──「我的主，我的主，為甚麼離棄我？」

循著基督受難的路線走，女工的呢喃和片末的羊群都具有信仰意味了。整部電影有許多聲畫不一致的片段，有時也難以弄清楚誰在說話；光線的問題也令人困惑，導演常常說光線的安排有問題，作為觀眾的我們卻難以定奪光線的安排是否不妥，似乎電影世界與生活世界都不是容易掌握的客體，正由於這種不確定性，信仰才有它的位置。

片中一角說：「你不能透過拯救世界來拯救你自己。」有人以為電影世界沒有敘事就不能看下去，有人認為生活世界沒有激情就不能活下去，重點依然是拯救你自己，無論是追求激情，追求完美的活人靜畫(Tableaux vivants)藝術，還是追求受難者基督。然而，這些都不能拯救世界，還是拯救你自己吧。

(刊登於《月台》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