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

大地鐵錚錚的文人風骨——評介戴天詩集《骨的呻吟》


《骨的呻吟》收入《岣嶁山論辯》(1980)及《石頭的研究》(1987)兩本詩集的作品和集外佚詩,可算是一本「戴天詩全編」了,香港文學作品整理方面一直落於人後,較完整的版本實在方便後人研探。《骨的呻吟》書前有關夢南序文,將戴天詩風轉折講得通透,更難得是筆下有情,高山流水,教人嚮往。此書還附錄了葉輝、黃繼持和林年同的評論文章,葉文點出了戴天詩中常見的矛盾修辭手法,黃文細賞組詩《擬訪古行》,一總觀一入微,都是妙論,林文以空間意識比讀西西與戴天的詩,借用繪畫及美學理論,觀點嶄新但未免失之抽象了。

戴天詩作的一大獨到之處,在於當中很重的文人氣息。環觀華語詩壇上具有如此深厚文人習氣的現代詩人,在當代中港台中已非常罕見,我們大概還可舉出周夢蝶,當然二人之氣質可謂南轅北轍。文人中有隱逸者、有哲人、有雅士、有談禪論道者,不一而足,戴天則兼有民族及憂患意識,雖然時有出世的超然傾向,但現代詩人戴天畢竟矛盾複雜,總體而言相對地顯得入世、耿直、強悍。《一九五九年殘稿:命》已初見詩風端倪:「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那張秋海棠的葉子/把命運的秘密公開//這條是黃河充滿激情/這條是長江裝着磅礡/我收起手掌/聽到一聲/骨的呻吟」。《人在江湖》展現出詩人人在江湖心在漢的破裂的雙重形象,一面是流竄的欲望,屬於肉體;一面是聽時間冷卻的化石,屬於歷史、民族與斷裂的文化。《追悼一個時代》與《磨刀有記》詩中同樣標明憂患,詩句沉雄。《八怪圖》為揚州八怪營造或疏狂、或困頓、或倔強、或隱逸、或滄桑、或優游的墨客形象,合成出傳統文人的千姿百態,堪為佳篇。《擬古兩題》、《訪古兩題》、《擬訪古行》共八首則以古典為魂,出入名篇與名勝,以現代語言鑄冶古典文辭意境,已然融會貫通。以上諸作,俱見文人氣息。

戴天出入於古典與現代世界之間,名篇《京都十首》寫於域外,《讀「宋元行吟圖」》沉吟視聽之區,徜徉於古典的精妙世界,都以短句成篇,語言變得放鬆;在一塵不染的山水世界中,懷抱自然比較開闊廣大。另一名篇《一匹奔跑的斑馬》是關於時間,以斑馬的移動奔跑暗喻日子,然後是黑白混淆成灰的迷茫感覺,末段放在括號裡,以瞳仁擴散表達死亡的結局,留下一片空白。戴天將現代詩人經常處理的抽象題材別具一格地具體書寫。《石頭記》以戲劇性的超現實事件佈局,詩人處於當下的殖民地,心中生長著一塊石頭,內化了山河大地,卻受新一代的奴化小孩排拒及鄙夷。

《岣嶁山論辯》指示兩極的矛盾對立,《石頭的研究》標舉頑固的民族身份和憂患意識,眼前詩集名為《骨的呻吟》,取自早年作品《命》,同時也教人想到文人風骨或建安風骨。劉勰《文心雕龍.風骨》有言:「《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風是文意,骨是文辭,是以所謂「骨的呻吟」,正好對應劉勰「沈吟鋪辭,莫先於骨」之句,戴天其人具備深厚溫灼的民族情懷,詩作骨氣奇高,端直豪邁,文意與文辭骨肉難分,情辭兼到,《長江四帖》中有言「翻看大地鐵錚錚的風骨」,就是最好的描劃了。

2009年12月4日

母愛的正面與負面——《骨肉同謀》

關於母愛的電影,或讚揚,或煽情,或感人,難得奉俊昊藝高人膽大,繞到母愛的陰暗負面,以正反兩面的呈示去開展關於最根本原始的母子倫理關係思考。以類型片的角度論,《骨肉同謀》的成就不必然越過相同類型並探詢公理何在的前作《殺人回憶》(2003),然而在深度上後作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韓流怪嚇》(2006)中家庭成員的倫理力量與用異形面孔展現的罪惡力量相互較量,也在《骨肉同謀》中有更強勁與集中的推展。

《骨肉同謀》的基本設置很簡約,是母與子。片中的兒子道俊是一個弱智青年,沒有了父親,與母親相依為命。起初導演引導觀眾去同情他,替他不值,希望他可以脫罪,後來才一步一步揭示他才是全片的罪惡根源。道俊恰好是一個象徵,在他天真的面孔下的莫名罪性代表了扭曲及不正常的人間現實一種,正如他指陳罪惡不斷流轉,不知停止在何處——這正是人類一男一女交合繁衍所派生的無休止之罪惡,性愛的愉悅和宰制同時生成。除非,有非人性的力量從家庭自身帶來毀滅,片中的母親多年以前打算殺子後自殺正是一例,但荒謬地失敗了,二人又活下來;或者,長期的禁閉封鎖生命的創造活動,結果同樣荒謬地另一個弱智青年出現,成為了道俊的代罪羔羊,道俊竟可以以清白之身出獄。荒謬的情節跟荒謬的人類命運如出一轍。

至於母親,她一方面是愛護兒子的保衛者,用盡一切辦法、智慧、資源去洗清兒子的罪咎及過錯,當中涉及暴力、殺人、放火都在所不惜,到頭來母親卻成為了罪惡的蔓延者。如此設置,竟回到上述的人類歷史詛咒,其實早在女性生育的一刻,罪與死的必然性帶來沉重的代價,這是命運的絕大反諷。奉俊昊在《骨肉同謀》中沒有濫調陳腔地去呈示母愛,他以簡單的人物設置和峰迴路轉的劇情打破慣性,一切注定了,片中母親的溺愛與努力始終是徒然的,甚至讓現實更糟糕,反抗命運的人只會接受命運更無情的衝擊。

然而,奉俊昊的出色奇句在影片結尾橫空出現——道俊在其中一個案發現場的廢墟撿來母親的罪證,那浴火而無恙的藏針炙用針的盒子最後又交還母親的手上,母親終於決意用針術讓自己忘記一切。也許,歷史與命運的問題要透過傳統的妙方才能解決,清除回憶,忘記自身,一切歸於起始的無有,始能釋懷,就此一點而言,竟忽然之間走近道家坐忘的說法,步向達致「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莊子.大宗師》)的境地了。

2009年11月30日

灣仔怨曲

(刊於《Stadt》第二期,收錄於《記憶後書》)

2009年11月24日

香港詩歌之夜——粵語專場朗誦會

時間:11月28日晚七時
地點: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黃瑤璧樓演講廳LT1
朗誦詩人:崑南、蔡炎培、也斯、飲江、胡燕青、王良和、蕪露(雄仔叔叔)、陳滅、廖偉棠、鄧小樺、鄭政恆
現場音樂:黃守仁及其樂友

2009年11月10日

世間樂土是吳中:「繁華都市——遼寧省博物館藏畫展」


看畢香港藝術館的「繁華都市——遼寧省博物館藏畫展」,在尖沙咀街頭躑躅時不住思量哪些作品才是展覽的真正焦點所在呢。按道理應該是徐揚的《姑蘇繁華圖》和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圖》吧,館方更特意用當今蘇州和杭州景致的攝影與畫卷並置比對今昔互照。但事實真的如此?

大概《西湖十景圖》未免有點拘謹單調,鋒芒不及細緻生動的《姑蘇繁華圖》,後者確是風俗畫中的傑作,更遑論跟仇英的《清明上河圖》一較高下了。也許,展覽的真正焦點是兩幅描寫蘇州繁華的長卷,以至於吳門畫派四大家的真蹟了。

我看過的明代繪畫史論著作中,高木森教授的《明山淨水——明畫思想探微》分析至為翔實。他說吳門四家中,沈周為正聲之岷源,文徵明為正聲之極峰,唐伯虎為異聲,仇英為反唱,點出了他們之間的傳承與分野。沈周博採元四家之所長,崛起了明代中期蘇州的吳門文人畫,展覽中的《千人石夜遊圖》為沈周晚年之作,畫中個我獨自徜徉大地,孤寂中包容寧靜沈思,其筆墨接近吳鎮,再直溯馬遠、夏珪的一角、半邊構圖,盡現「粗沈」風格。

有「粗沈」,也有「細文」。祝允明、文徵明的《蘭亭序》書畫合卷,珠聯璧合,先有祝的行書,後有文的繪畫,畫為文徵明晚年之作品,展現了《蘭亭序》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的景況。畫作中的山水、竹樹、人物,筆法複雜,細緻描劃,全幅又見暢敘幽情之文人雅意。

唐伯虎的《悟陽子養性圖》堪與《千人石夜遊圖》並觀,構圖皆近馬夏,且繁簡有致,富層次感,遠近、左右互相對照,又以一人獨觀天地,反映陽明心學的哲學痕跡外,也流露出物我之間的互融;《悟陽子養性圖》跟《蘭亭序》合卷一樣有書畫合璧,《悟陽子養性圖》後有文徵明行書《悟陽子詩敘》,道明悟陽子辭官歸隱,息氣養心的背景,參照畫作遠景的虛茫寬廣,更顯意義。

仇英的《清明上河圖》應該是展覽的焦點中心吧,從畫作可見仇英匠心獨具的過人技巧,只是仍不及張擇端的原作,至於黃念的仿作更是等而下之。仇英《清明上河圖》描寫精細,畫出蘇州城市民麕集,摩肩接踵的繁華景象,而卷首的青綠山水也不應輕易錯過。除此之外,展覽中謝時臣的《虎阜春晴圖》和陳洪綬的《鬥草圖》也是佳作,宜駐足細心賞味。若然看罷畫展能到蘇州一遊,就當然更好了。

2009年10月27日

人生悲喜劇——活地亞倫《總之得就得》

回來了。一年看一部活地亞倫(Woody Allen)新作確實是賞心樂事,從《美蓮達與美蓮達》(Melinda and Melinda,2005)開始,中間經過四部以歐洲為背景的傑作,活地亞倫終於又回到美國紐約,拍成《總之得就得》(Whatever Works,2009)。開宗明義提一下《美蓮達與美蓮達》是因為該片打開了悲劇與喜劇的討論,之後的電影都透過傳統戲劇模式活現出人存在的本質問題——命運、正義、美、愛與罪,不一而足。

《總之得就得》呢,是比較簡單直接了,跟《美蓮達與美蓮達》一樣是悲喜劇。片中主角Boris Yelnikoff白髮蒼蒼,自詡天才,滔滔不絕大談基督的教訓和馬克思的理論是好的,但忘卻了人性本惡,現實的黑暗只教人叫嚷「Horror!Horror!」Boris擁抱厭世悲觀的人生哲學,自殺不遂,拋開表面美好的一切,住在紐約衰敗地區的小寓所裡。Boris遇到從南方來的笨頭笨腦的妙齡女子Melodie,二人竟然結髮為婚,一年來一切安好,但歡樂頌聲遠去,命運交響降臨,Melodie保守右翼的父母來到美國,一方面拆散Boris及Melodie荒謬的婚姻,又撮合Melodie和英俊男演員Randy;另一方面Melodie的父母竟發現自我,女的成為「兩性三人行」的藝術家,男的重尋同性傾向。最後,Boris再次自殺不遂,但所有人在新年派對中團聚,似乎都找到一點點人生的愛與歡樂。

很明顯,片中沒有活地亞倫「歐洲時期」的女神Scarlett Johansson,但她的影子散落在男演員Randy、笨女孩Melodie和她的藝術家母親身上了。活地亞倫自己沒有露面,但一概憤世嫉俗冷嘲熱諷的對白都表明Boris根本就是他的忠實傳聲筒,而Boris第二次自殺時撞倒Helena,Helena竟是一個說預言的靈媒,不就是能預言但改變不了現實的特洛亞公主卡珊德拉(Cassandra)?而我早認為《迷失愛與罪》(Cassandra's dream,2007)中指涉的卡珊德拉不是戲中的任何一個角色,而是活地阿倫自己。換句話說,活地亞倫透過Boris看見自己,戲中Boris又因Helena出現而拯救了自己,生生死死戲內戲外都是非常自戀的老頭子活地亞倫裝神弄鬼罷了。

《總之得就得》中,Boris不時直接向說話大概是運用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間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誘發觀眾對人生作理性思考而非感情共鳴。但正如電影中的Randy是一名男演員,曾演出愛爾蘭劇作家奧凱西(Sean O'Casey)的悲喜劇《朱諾和孔雀》(Juno and the Paycock,可參希治閣1930年的電影版本),由是我更欣賞活地亞倫用一部以「危機,沒有死亡」為基本模式的悲喜劇電影去呈現出人生的本質——片中有喜劇的基本元素,例如滑稽的平凡人物、社會政治的諷刺(針對美國的保守右翼)、機智的對白警句、幽默的情節、荒謬的人生經歷,但一切又反諷地映照出人生的痛苦無望、思想危機及婚姻危機,不過,最終悲觀的情緒又因為喜劇的表達和結局而得以緩和,甚至教人感到愉悅。

《朱諾和孔雀》的劇名指涉羅馬的婚姻女神朱諾,不錯,《總之得就得》也是關於婚姻、男男女女的情與愛,但劇名也教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伊索寓言》故事《孔雀和朱諾》(Peacock and Juno) ——華麗的孔雀向朱諾抱怨自己沒有夜鶯美妙的歌聲,朱諾對它說,各有各的命運,這是由命運之神所注定的;各有各的天賜,大家都很滿意呢——《總之得就得》可以說是關於命運,大概人生就是消極、可悲、荒謬,但正如Boris最終留下感言,勸說分享一點點愛與尋找歡樂,總算是無可奈何下的慰安。可以嗎?可以吧,Whatever works……

2009年9月21日

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竊聽風雲》

(刊於《香港電影》第二十二期)

2009年8月26日

你是模特兒,她是香奈兒——Coco Chanel的兩本傳記

時尚就是時尚。香港藝術館的「路易威登:創意情感藝術展」在謾罵聲中完結,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黃金時裳:巴黎與倫敦1947至1957年」展覽還在吸納慕名而往的人潮。LV、Christian Dior和Cristóbal Balenciaga是響噹噹的金漆招牌。沒有華衣美服,又怕丟人現眼,就只好躲在暗黑電影院的後排角落偷窺《時尚女王香奈兒》(Coco Before Chanel),但覺草草了斷,始終難耐心癢找來香奈兒的兩本傳記——Janet Wallach的《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和Katharina Zilkowski的《可可香奈兒》,由書及人總比較親切吧。

大家都知道香奈兒出身貧寒,在Aubazine的天主教孤兒院長大,在寄宿學校學會縫紉,直至遇上Arthur “Boy” Capel,他鼓勵香奈兒往時尚事業走,也給與她財力上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男性調派往前方作戰,女性要在後方竭力工作,加上二十世紀初女性地位逐步提高,種種因素令舊日主流的蕾絲與束胸衣服款式需要轉變。香奈因為自己瘦小輕盈如男孩的身形,設計出線條簡潔、輕便實用為本的衣服,令她逐步走上時尚浪潮的尖端。

也許更人入勝的不單是時裝衣服,而是香奈兒與文化界的交往,以及她說不盡的情史。香奈兒對前衛的芭蕾舞和劇場演出十分支持,甚至以設計戲服的身份加入星光熠熠的創作團隊,她尤其支持著名的狄亞基洛夫(Sergei Diaghilev)和他創立的俄國芭蕾舞團,更在財政上大方捐助,她更慧眼識英雄,稱讚他道:「不只貝多芬的音符可以讓人起舞,我們也可以跳畢卡索的畫、或克洛岱爾(Claudel)的詩。而狄亞基洛夫是第一個瞭解到這點並身體力行的人。」(《可可香奈兒》,頁116)除了狄亞基洛夫,香奈兒出入於各式各樣文化人士,順手拈來的名字就有畢卡索、谷克多(Jean Cocteau)、詩人何維第(Pierre Reverdy)和劃時代的大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香奈兒的情人多不勝數,與史特拉文斯基的露水情緣已有Chris Greenhalgh的小說大書特書。其後,俄國貴族帕夫羅維奇堪稱香奈兒愛情生命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出現令香奈兒從簡約風格時期轉到「斯拉夫時期」的華麗風格,以線性、無褶、平面為關鍵點,且用珍珠、金絲、人造寶石刺繡圖案,更因為帕夫羅維奇將香水師Ernest Beaux引介給香奈兒,成就了著名的Chanel No.5香水。再其後,她熱情地支持詩人何維第……

關於香奈兒,不得不提起1926年面世的Little Black Dress。Janet Wallach寫得精要,言簡意賅:「在兩次大戰的富裕繁華時代裡,Little Black Dress代表一種蠻不在乎的精神,是針對奢華的一種反撲:在那個Jazz Age裡,到處是明亮的色彩、誇張的圖案、金色銀色、流蘇、羽毛、珠飾及大片刺繡幾乎氾濫。香奈兒這一件長袖的黑色寬鬆洋裝,日裝以羊毛或棉絨布製成,晚裝則以緞子、縐紗或絲絨製成,撼動了時尚界。」(《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頁77-78)

香奈兒與電影的關係也不能夠一筆勾銷,1930年,香奈兒替谷克多的《詩人之血》(The Blood of a Poet)擔任時裝設計師。翌年香奈兒就被荷里活高薪吸納。1936年,她將年輕的意大利貴族、日後的大導演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介紹給尚雷諾亞(Jean Renoir),順水推舟將小伙子帶入電影行。1939年,尚雷諾亞的經典之作《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上映,服裝設計一欄赫然打上Chanel大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住在巴黎麗池酒店的香奈兒卻與納粹情人糾纏不清,為她人生一大污點。二戰後,法國時尚界的領頭人也不再是香奈兒,而是引領復古、打造New Look的Christian Dior了。但香奈兒還能夠東山再起,名星馬蓮德烈治(Marlene Dietrich)、羅美雪妮黛(Romy Schneider)、珍摩露(Jeanne Moreau)和嘉麗絲姬莉(Grace Kelly)都沒有忘記她呢。

歸根結底,也許是時代改變了香奈兒,香奈兒也改變了時代。張愛玲在《流言.更衣記》裡說得妙:「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而香奈兒肯定是國際性的衣服大屋主,因為在這一刻還有許多人住在香奈兒的衣服裡,又因為香奈兒就是時尚,也可能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褒獎是對的:「戴高樂、畢卡索及香奈兒,是法國廿世紀留給世人永垂不朽的三位名人。」

2009年8月24日

韋家輝的藍色自由——《再生號》

(刊於《香港電影》第二十一期)

2009年8月18日

420的見證——賈樟柯《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


路是怎樣走過來呢——為了不同的原因千里迢遙遷居流徙,發展工業人人面對笨重大機器有自己的崗位自己的專長,工業息微讓路給商業地產市民生活遽然轉變,這些大概是香港神話的陳腔故事,而遠在四川成都以上的陳述也有吻合之處。

當代中國大陸導演賈樟柯的電影《二十四城記》和他所寫的《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一書(名字令人想起王軍講述北京城變遷的佳作《城記》),為一間大工廠和曾經在廠裡工作、生活、長大的小人物寫下了挺動人的見證——「2006年底,有一天新聞裡講:成都有一家擁有三萬工人,十萬家屬的工廠『成發集團』(又名『420廠』),將土地轉讓給了『華潤置地』,一年之後整座承載了三萬職工、十萬家屬生活記憶的工廠將會像彈煙灰一樣,灰飛煙滅,而一座現代化的樓盤將拔地而起。從國營保密工廠到商業樓盤的巨大變遷,呈現出了土地的命運,而無數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記憶呢?這些記憶將於何處安放呢?」(〈序:其餘的都是沉默〉)

電影和書都以真實的工人訪談開始,例如曾任黨委副書記的關鳳久概述了420廠的變遷,如何在「抗美援朝」時從東北前線遷廠至成都,四千多人從瀋陽遷往新廠,六、七十年代工人和領導一同經歷文革,八十年代又從軍品轉而生產民品。工人侯麗君在公車上誠摯剖白,如何在420廠成長、工作,到九十年代因420廠的衰落而下崗失業。而當年的工廠子弟趙剛離開了工廠,自己找到出路。幾個受訪者的故事從不同角度拼湊出420廠的工人生活了,真實具體而且有血有肉。

一輪工人訪談後,賈樟柯在電影和書中安插了四個虛構人物訪談,打破紀實與虛構的邊界外,也嘗試表達出導演的理解和想像,從小故事折射出大時代的轉變。呂麗萍飾演的大麗帶出當時意識形態的無上權威掩蓋了個人的流徙歷程和悲痛;陳建斌飾演的宋衛東道出文革時的自由時光;陳冲飾演的小花則明顯有導演的刻意調侃成份,然而小花的悲劇是一個漂亮的上海女子因知青返城家裡人太多而來到420廠,卻因種種原因未能結婚卒之年華難再,但她也適意地自個兒生活。最後是趙濤飾演八十後中產女子蘇娜的自白,這一段代表了年輕人的角度,最為感人,昔日她是工廠子弟跑進商業潮流,如今從母親的勞動終於明白到上一輩的付出,工廠終於要拆除並建成二十四城,她要在城裡買一套房給父母,她似乎成長了而且直面工人女兒的身份,至此導演將感情導引到一種經理解而生的憐惜上了。

賈樟柯說得非常好——「曾經為了讓國家富強、個人幸福而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但五十年來我們為這個試驗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那些最終告別工廠,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尋找自我的無數個個人,浮現在這條新聞背後。我一下子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從土地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主義到個人。這是一個關於體制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全體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故事。」(〈序:其餘的都是沉默〉)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都在急速發展,誰願意從高樓大廈的影子下回過頭來看小人物的故事呢,每一個小故事總有時代的記認、一把辛酸淚、悲歡與離合,以關懷的目光發掘人、記憶與土地的故事,總能夠對自己的身份處境、對他人的生活與生存得出更有人情味的深刻理解,賈樟柯在電影與訪談錄都實實在在地證明了這一點。

2009年7月30日

趕不上,或是倒過來——電影與時間斷想

生命是華麗錯覺,時間是賊,偷走一切。
——五月天《如煙》

1. 情隔

時間是追憶的第一個條件。

確實,是枝裕和的原著小說《橫山家之味》比他親自導演的電影更好,雖然電影遙遙向小津安二郎致敬,連帶起深厚的影像及倫理傳統。小說的敘事者良多,也就是剛剛結婚、失業、滿四十歲的「我」,回憶起七年前一家人回老家拜祭早逝的大哥,過程十分平凡,一家人好像有說不盡的話題、吃不完的食物。「我」不斷回想起童年往事。——一重又一重的回憶令小說充滿著緬懷憶往的婉約氣氛,為結局鋪設了細密的情感伏線。最終指向無法挽回父母的離去,來不及了,時間比感情的表達更快,兩者的空隙,人們說,是遺憾。

是遺憾。而因為喜歡,我兩次踏進戲院看台灣電影《九降風》(林書宇導演,電影小說由紀培慧撰寫;香港的版本名為《烈日當空》,麥曦茵導演),相對於《烈日當空》的流暢奪目、眩目技法及帶有一點點控訴迫力,《九降風》顯得溫厚而深情,瀰漫揮之不去的青澀情懷。故事發生於約莫十年前的台灣竹東,七個高中男生和兩個女生,他們的友誼隨著其中一位成員阿彥的昏迷及死亡而逐步崩解。電影以棒球和電單單兩個母題貫穿,帶出青春的惜別和如煙的歲月。到最後,有些男生畢業了,有些因一次偷車事件而被勒令退學了,有些年輕的還在學。其中一位成員小湯能夠畢業,但他要過「一個人的畢業禮」,孤獨地坐火車找少年時的棒球偶像廖敏雄,二人單對單在偌大而空蕩的棒球場上練習。全片最後一個鏡頭:小湯在廖敏雄面前拋出自己收不回來的親切時光——好友阿彥生前送給他的假冒了廖敏雄簽名的棒球。——畢業禮彷彿一定要在此完成。而追憶,好像穿越了時間營造出同在的幻象。

2. 逆緣

既然追憶是徒勞的思念,那麼將時間倒過來就可以解決痛苦嗎。

《奇幻逆緣》(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原著短篇小說的奇幻設定,在艾力羅夫(Eric Roth)富於深情的改編、畢彼特(Brad Pitt)與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的演出下,增添了許多浪漫情感。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用出色導演技法重施《殺迷藏》(Zodiac)中已出神入化的編年時代感與人生變幻,結構鬆動了典型荷李活電影的拘謹,又不會走得太遠。

《奇幻逆緣》以死亡為始、為終,時間才是真正的主角。鐘匠給新奧爾良火車站製造了一個倒行的鐘,彷彿時間逆轉能夠將在戰場上死去的年輕人帶回來。同樣在新奧爾良,Benjamin Button一出生就是一個小老頭,即使他有這個異於常人的背景,時間倒過來活,他也需要面對常人的困惱和經驗,時間的錯置讓他更能夠明白父親,但令他與情人及女兒的關係需要提早了斷。這就是人生吧,有孤獨的時刻,有浪漫的時刻,有浪遊的時刻。最後,Benjamin Button死在情人手中像襁褓裡初生的嬰兒,活像重生。

在影片最終,象徵著無限的蜂鳥在窗外拍翼,新奧爾良火車站換上了順行的鐘,人們匆匆忙忙的向前走,追趕生活。舊的逆行的鐘在儲藏室裡,仍在逆行,製造出種種意外、落差、遺憾與必然的結局。若果時間是前往終極的歸途——這到底是順行,還是逆行呢——那麼大概可以約略預知盡頭是美好的,因為人從清白而來,也應當往清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