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4日

《第九天,戰爭中的夜與霧》

And at the ninth hour Jesus cried out in a loud voice.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 which means,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Mark

一、夜與霧
患難是一個深奧費解而耐人尋思的課題,當今世界兩個重要的宗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經典都談論過患難。在《可蘭經》中,眾多正義的行為包括了「忍受窮困、患難和戰爭」。而據《聖經》所記,當基督選擇以羞辱、痛苦和死亡(十字架事件)來打開拯救大門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知道,患難原來就是希望的開端,也是新生的序幕。不過,患難並不容易擔當。基督也曾祈求痛苦能夠撤走,當然最終他還是一心一意的完成了贖世的任務,但對於平凡的人,患難是懸在眼前的問號,正如古阿拉伯聖人約伯由衷的慨嘆:「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

我們是擔當不了。

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夜與霧》(Night and Fog,1955)也給我相同的感受。這是一部關於戰爭的電影,關於二次大戰集中營的紀錄片,曾被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稱譽為「史上最偉大的電影」。

沒有甚麼災難比戰爭更大的了,我們只能夠吶喊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寫上的一句話:「恐怖!恐怖!」(“The Horror! The Horror!”) ,而這一句話又在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1979)中得到回響。我無意在此釋述《黑暗的心》與《現代啟示錄》之間的關係,反而想聽一聽雷奈發出的低迴的反戰呼聲。

《夜與霧》的結構很簡潔,彩色的集中營遺址與黑白色的歷史片段交叉對剪,它們展現了不同的時間,卻能夠表現出同一個信息,就是戰爭的恐怖和殘酷。著名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中高度讚許這部電影:

「《夜與霧》的成功,在於其絕對的克制,在於其在處理一個體現那種極度的,使人倍受折磨的痛苦的主題時的高度的細緻。這是因為,這樣一個題材所具有的冒險性在於,它可能麻木我們的情感,而不是激動我們的情感。」

桑塔格的評價很中肯,她又認為雷奈的手法是「以冷漠來包裹和抑制巨大的痛苦」。不幸地,《舒特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1993)正中了煽情的毛病,以熱情來釋放巨大的痛苦,當我們感動得快要掉下眼淚的時候,我們的同情心正慢慢溜走,因為影像中的一切跟我們有無限的距離,只要燈光一亮,我們就能舒一口氣。「那些」事情在「那」時發生在「那些」人身上,我們的眼淚彷彿驅盡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幸,而我們手中的紙巾也彷彿證明了一張戲票的價值。

《夜與霧》的旁白沒有用高低抑揚的語調訴說不幸,它是抽離的,反省的,好像是一個局外人,有時說出鏡頭所展示的事物,有時說出歷史的事實真相,但更值得欣賞的是那些意味深長的感言,它們分別在最初和最後:

「血已乾了,舌頭歸於緘默。現在只有攝影機是那些建築物的訪客。囚徒走過的地方長出野草。除了自己的步伐外,聽不見其他腳步聲。」

「戰爭打盹睡覺,但總是讓一隻眼睛張開……我們自命重拾希望,好像影像屬於過去,好像我們以及集中營中的一切痛楚都被治癒了。我們假想一切只發生一次,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我們對身邊的事物視而不見,對人性永不休止的呼聲聽而不聞。」

這兩段對白說得不慍不火,卻是十分深切的自省。《夜與霧》的影像和旁白表面上冷漠,但不表示雷奈陷入了犬儒主義的窠臼。對於戰爭的無情,雷奈以恰如其分的無情斥責;對於冷漠的觀眾,他以相當冷漠的影像來給他們一個思想的機會。

雷奈藉影像說話,他展現的歷史圖片及電影片段是十分有力的控訴,而彩色的集中營遺址影像也不遑多讓。那些影像代表了回憶、追悼以及思索,當旁白指出毒氣室的天花板佈滿了指甲的痕跡,攝影機緩緩推進,彷彿追尋著那些痛苦的爪痕,令人不寒而悚。雷奈展示了回憶的力量,令人覺得往昔好像一隻不滅的鬼魂。時間沒有令記憶失去功用,反而令往昔具有更大的力量,這一點在雷奈的《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 ,1959)和《去年在馬倫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1961)等電影都獲得十分成功的印證。

二、第九天
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鋼琴戰曲》(The Pianist,2002)是一個倖存者的寫照,雖然波蘭斯基童年時也經歷過納粹逼害,但他沒有將自己的體驗轉化為反省的力量,大體上跟《舒特拉的名單》走上同一條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按題材而言,以劇情片的形式去拍攝集中營的歷史絕非容易,如要取得高度的藝術成就更困難(特別是跟紀錄片比較而言)。

第二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選播了德國導演舒倫多夫(Volker Schlondorff)的《納粹九重天》(The Ninth Day,2004),可算是繼《夜與霧》之後,為集中營歷史電影提供了一個優異的範本。

舒倫多夫是德國新電影的主要成員之一,和荷索(Werner Herzog)、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和雲.溫達斯(Wim Wenders)齊名,代表作是根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拉斯(Gunter Grass)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鐵皮鼓》(Tin Drum,1979),一舉奪得康城電影節的金棕櫚大獎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舒倫多夫曾任路易.馬盧(Louis Malle)和梅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的副導,而且他曾是亞倫.雷奈的學生,《夜與霧》一片對他有莫大的影響。

《納粹九重天》取材自讓.本德(Jean Bernard)神父的親身經歷,電影講述一位名叫克林馬的神父,本來和其他反納粹的宗教人士一樣關在達豪(Dachau)集中營,有一天他忽然獲釋並遣返至老家盧森堡,原來他要在九天內說服盧森堡主教跟納粹妥協,如果他逃跑,在集中營的神父將無一倖免。負責這個計劃的納粹軍官從前是一個神學生,他和克林馬之間有多次激烈的辯論。最終,克林馬堅持拒絕合作,終於被送返殘酷的集中營。

納粹軍官讚揚猶大,認為他是敬虔的行動者,「沒有猶大,沒有基督,也沒有拯救」,說得頭頭是道。而納粹軍官的房間裡也有一幅俄國東正教的聖像畫。他向克林馬指出,支持納粹是對的,因為納粹會戰勝無神論的布爾什維克,而神父也可以藉著德國的勝利而能夠到蘇聯宣教。

當然,影片的重心不是納粹軍官的說詞,而是克林馬的掙扎。他曾經撰文反對納粹,但只要他說服盧森堡主教歸降,他便能夠離開集中營,也讓家人過更舒適的生活,但他仍選擇背起苦難的十字架,拒絕向納粹投誠。

在《納粹九重天》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配樂。舒倫多夫用了前蘇聯作曲家許尼特克(Alfred Schnittke)的《大協奏曲第一號》(Concerto Grosso No. 1,1977)等無調性(Atonal)音樂,配合集中營中的景像十分成功,而不少影像的片段都神采飛揚,不論是晃動的搖鏡或面部的特寫,都營造出不安與騷動的氛圍。

三、獄中書簡(紀念潘霍華百週年誕辰)
面對納粹,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又譯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選擇暗殺希特拉。

潘霍華本來可以脫離納粹的魔爪,1939年,他的一位朋友把他帶到美國去,但他不久就決意回到德國。在一封致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信中,潘霍華寫道:「假如這時我不分擔我同胞的苦難,我將無權參與戰後德國基督徒生活的重建」。

暗殺計劃失敗,潘霍華最終死於集中營,引證了他在《獄中書簡》一書中的論點:

「基督徒不像得救神祕說的信徒,不需要有永恆的形式作為從世上的任務與痛苦逃避出來的避難所。卻像基督自己所說:『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一樣,必需把世上的苦杯喝盡,惟有在他這樣做時,那被釘與復活的主才能與他同在,而他才是與基督一同釘死和一同復活。」(1944年6月27日信札)

在獄中時,潘霍華產生了不少深具洞見的思想,其中兩個重要題旨正是無神的世界以及分擔上帝的苦弱。他認為,世界已經成齡,人不再求助於神,也拋棄了對上帝的錯誤觀念,人要直接地面對世界的患難。潘霍華在《獄中書簡》中指出:

「只有在這樣的人生中,我們才算整個投身於主的懷抱,分擔上帝的苦弱,才算與橄欖山上的基督一起,共同承受此世的受苦,一起徹夜不眠地看護人世。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就是做人和做基督徒的意義。」(1944年7月21日信札)

潘霍華的思想與行動十分一致,而他的論點與生平都令我們更了解克林馬神父的言行。他們都在集中營裡承擔起上帝的苦弱,雖然,克林馬在戲中多番強調集中營是一個沒有上帝的地方,但我們明白他們的受苦隱然與釘十字架的上帝接近。

面對患難,有些人可以勇敢地參與其中,承受憂患,但我們更多時只有輕嘆痛苦難當,苦難難平。我們擔當不了。不過,從電影裡,從新聞和報紙裡,從基督和潘霍華的言行裡,我們知道更深的痛苦,有人遭遇過,承受過。面對患難,我們知道這是體貼終極永恆的一個方法,而痛苦的終點正是拯救的門檻。所以,患難自有它神聖的意義,也隱含著喜悅和希望。

2 則留言:

alfee 說...

無意中發現這個BLOG,再看到閣下寫THE NINTH DAY,覺得很興奮,因為去年電影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這一部,可惜看過的人不多,談論的更少。電影本身並不煽情,卻很沉重,看的時候,有半場都在哭。它事實上比THE PIANIST好,得到的迴響卻少太多,就因為敗在英語霸權之下嗎?

鄭政恆 說...

你好Alfee,原來你也看過這部遺珠之作。去年電影節,比較動人的電影都和戰爭相關,例如Godard的Notre Musique和Wim Wenders的Land of Plenty,三部電影三種語言:德語、法語和英語。

在電影世界中,英語不是最強的霸權,流行通俗才是最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