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遠藤周作與馬田史高西斯

毫無疑問，《沉默》是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用心之作，根據〈遠藤周作年表〉，馬田史高西斯在1991年與時年六十八歲的遠藤周作會晤，商談過《沉默》的拍攝事宜。

    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在1966年出版，曾獲第二回谷崎潤一郎賞，1971年由篠田正浩執導首個電影版，如果要全面了解新版《沉默》，可能還要從歷史、文學、神學、電影等多個角度考察。

    《沉默》回望十七世紀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教史，而早在1549年，巴斯克神父聖方濟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將天主教首度傳到日本，義大利神父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1579年踏足日本，他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有戰國大名入教，可是1587年豐臣秀吉禁止天主教傳播，繼後的德川家康變本加厲，形勢就急轉直下，這是《沉默》的歷史背景。

    小說《沉默》有前言，正文十章；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沉默》達161分鐘，相當忠於原著，細緻交代了原著提及到的主要情節。

小說前言以費雷拉棄教形成開局懸疑，他的書信報告也有不少背景資料，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沉默》，以恍如地獄的煙霧瀰漫的酷刑景像，拉開序幕（煙霧的運用令人想到黑澤明電影，如《蜘蛛巢城》，帶虛無縹緲的命運色彩），然後轉入費雷拉的畫外獨白，再轉到澳門大三巴，兩位年輕司祭希望得到神父的批准（該神父的姓氏Valignano暗示他為范禮安），潛入日本查找老師費雷拉棄教的真相。疑惑與探尋的題旨，在小說與電影都是開宗明義揭示出來。

小說正文的前四章是洛特里哥書信，以司祭的第一身角度刻劃秘密傳教的過程，直至被捉拿，而隨後五章轉為第三身全知角度，電影沒有明顯的視點轉移以至風格轉折，大致上是平鋪直敘、自然平實，電影中也有主觀和客觀的轉換，以第一身發話的是一把畫外聲音，配上El Greco的宗教畫Veil of Veronica，似是基督的天啟聖言，又似是洛特里哥司祭的主觀想像。

小說《沉默》有幾個相當深刻的對質片段，在電影也是如實呈現，這三場對質展現出步步進階的層次：在第六章，司祭跟一班坐在中庭裡的武士辯論，後來才知道其中一人就是井上大人。在第七章上半部，司祭跟井上大人單對單辯論，重點一直是天主教傳播到日本的文化差異和宗教自由問題。在第七章上半部，井上大人以棄教的費雷拉為最終手段，從教義的角度討論到文化差異的鴻溝，令司祭感到失望，正因為遠藤周作是日本的天主教徒，他能了解到本地文化與外來宗教的角力問題，本土的客觀外在條件和普世的主觀內在信仰，是無法按人力克服的差別，而一個美國導演可以做的，就是全盤接受，照辦煮碗。

在第八章，司祭終於踏上費雷拉棄教的舊路，在穴吊之夜棄教，顯然，司祭和時常軟弱的叛教者、出賣者吉次郎，正是彼得和猶大的角色變奏，而馬田史高西斯刻意用上慢動作（slow motion），加深了堅信與棄教的心理張力，沉默的段落也配合上帝沉默的題旨，又據小田垣雅也在《日本神學史》一書所說：「遠藤周作也主張：基督教的傳道，難道沒有基督教自我否定的必要嗎？遠藤推論的結果便是，上帝只有在沉默中、基督只有在耶穌殉難於十字架上，才能為人所理解。」證之於《沉默》，上帝的沉默、神職人員的棄教、信眾的受難殉教，全都是通過自我否定，達至基督信仰更複雜的理解，而《沉默》中的上帝，是苦弱、寬宥、慈悲的上帝。

小說最後兩章，更趨客觀（跟小說正文的前四章洛特里哥書信，恰恰對反），第九章有「長崎出島荷蘭商館館員約納遜日記」，第十章全章為「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兩則日記由外在的客觀角度，說明司祭棄教後，對天主教的禁制及迫害並無消弭，但司祭和吉次郎也沒有棄教，只是他們在被沉默的環境中，以秘密的方式堅守甚至傳播信仰。

至於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版結尾，有兩個意味深長的片段，第一個片段是費雷拉和司祭擔任入口貨品鑑別人員，截查有天主教意象的物品，其中一件得費雷拉通過，但司祭動手揭穿，似乎表明司祭不單謹小慎微，而且在棄教的路上更為專心致志，但也可以是暗示，司祭是老師費雷拉的反對者，他的自我否定更深，事物看得更深細，但事實上他沒有棄教，而第二個片段是最後的葬儀，已故的司祭手執一個小小的十字架木雕，說明在雄雄的烈火中，司祭至死還是保持著內心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