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3日

電影與政治實踐——以《赤色風暴》、《血戰》及《捷古華拉》為例


時近五、六月,政治氣氛日趨濃厚,歷史的傷痕又再淌流熱血,觸動了大眾的敏感神經。然而,在電影世界中,我們可以比較冷靜地想想政治的問題,看別人的歷史經驗,認真地思考個人的政治理念是否過度簡約、不夠成熟。近日看到三部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赤色風暴》(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血戰》(Defiance)及《捷古華拉》(Che),都帶給我新的觀影經驗。

先說《赤色風暴》。電影以七十年代西德左翼恐怖分子「赤軍團」(Red Army Faction) 的幾位領導為中心,寫實而流暢明快地放眼1967至1977十年的時光,反映出一些左翼份子與學生運動如何逐步激進蛻變成恐怖赤軍,從「革命放假」的平靜背景轉為破壞民主社會的動蕩年月。赤軍團主腦Ulrike Meinhof、Andreas Baader、Gudrun Ensslin俱實有其人,Ulrike Meinhof本是左翼記者,後來感受到集體政治訴求、反抗、示威、行動帶來的力量,再加上她被Baader和Ensslin的暴力鬥爭路線所影響,投筆轉而成立赤軍團。三個人和一眾黨羽的行徑令我想到有政治自覺、敢言敢作敢為、對弱者有同情的人更需要道德良心的規範,更需要清醒地面向權勢,否則他們的原始血性暴力、堂而皇之的理想口號與煽動性強的政治熱忱三者勾連結合,難免對理性秩序做成極大危險。他們一眾赤軍成員空有政治意識卻傷及無辜、玩弄易於被鼓動的青年群眾,以暴力回應暴力,以仇恨回應仇恨,其實他們是自以為神施行在世審判。由此可想,電影中一位處理赤軍動亂的官員Horst Herold(Bruno Ganz飾)以「神話」二字為赤軍團的行為定性,實在十分高明,道明了一切政治行動本質上都是宗教行動。尤其是一眾主腦在獄中仍可以自殺來製造政治迫害假象,鼓舞第二、三代赤軍門徒作大型襲擊,事件更見主腦虛偽魔性,卻以受難的外衣掩人耳目。

《血戰》一片堪稱現代出埃及記的遊擊隊故事,在二次大戰時被德軍佔領的東歐叢林,一班猶太人在Tuvia(Daniel Craig飾)的帶領下組成社區,他施行強勢的貴族式寡頭領導,驅逐了政治路線上較為激進的弟弟Zus,更將犯上作亂品行低劣者施以死刑,Tuvia的品行比較高尚,容許傳統宗教化育百姓。及至德軍對社區進行滅絕攻擊,一度喪志的Tuvia與另一弟弟Asael像摩西帶領群眾越過淺灘,最終三兄弟也團結聯手擊敗德軍。《血戰》的表層是戲劇性情節和場面,深層其實是政治,導演似乎以一個不安的逃難背景中探詢政治領袖的必要品性,Tuvia作為領袖除了需要建立權威、體察眾生多艱、保持清醒果斷的頭腦和道德良心外,也需要了解到百姓需要生存,也需要秩序,更需要教育和規範。而從兩部電影可見,我們切切實地實面對兩個難題——如何在理性秩序的安頓環境中而不失卻對受苦者的同情、如何在現代趨新的步幅中不遺忘傳統的教益。

蘇德堡(Steven Soderbergh)的話題作《捷古華拉》片長四小時,我略嫌太長(其實上述兩片都有兩小時多長度,但精彩),不及幾年前的《哲古華拉少年日記》(Motorcycle Diaries,2004)好看。但我欣賞蘇德堡採取平視的角度實在地看捷古華拉,上集他和卡斯特羅等人在古巴搞革命水到渠成,拿著同一理念在玻利維亞搞革命卻進退失據,也許人永遠是最大的變數,個我的政治文化理念放下了,才可以看見別人真正需要甚麼。三部電影展現了一班又一班活生生有高低起跌的行動者、抗爭者和革命家,三位導演沒有神化誰且尊重歷史(題外:除了吳宇森,有哪位香港導演敢以六七暴動為題材?),這是共同的優點,若論警世作用、拍攝技法和可觀性,首選《赤色風暴》。但要說內涵深邃,還是《血戰》,它提供了政治實踐的上好反思空間。

2009年4月14日

2009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小小總結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最大收穫是費穆的《孔夫子》,我已另撰文章賞析,在此從略。以下是一些片言瑣記:

《新宿事件》:爾冬陞電影生涯的代表作品,甚至是港片經典電影之一。放棄國內市場,貫注東亞性質,顛覆成龍的固定形象。從《旺角黑夜》和《門徒》一路走來,本片對人性的探討最為深入,悲劇的調子更推向極致,不離不棄善惡道德觀念。

《神槍手》:彷彿時光倒流,上承張徹的純陽剛武俠世界,一些慢動作與近鏡令人想起吳宇森。男人的好勝、血汗和力量全情陳列,女性只活在金錢世界與想像中。角色難免平板,唯獨鎗王警魔惹人注目。所謂高手共存的世界則難免平庸矣。

《幸福黃手絹》:新不如舊,我比較欣賞山田洋次版的喜劇元素和公路電影感覺。

《W.》:沒有潑婦罵街也沒有贊許護航,奧利華史東為小布殊立傳,形象可笑復可憐,政治黑幕人所共知,眼界與力度大不如前,配對產生的幽默只滿足最低要求,反而布殊父子對手戲拍得比較出色。最後小布殊的惘然眼神難道屬於創作人?

《明媚時光》:我欣賞翁子光聚焦於人,同時將人放置在具體的政治處境之中,再耐心察看審視其限制、難處、掙扎和變化。導演所面向的政治範疇十分全面,當中的多重層次觸及了後殖民處境、中港兩地的流動關係、父權的崩解和家庭的建立、都市少男少女的感情關係、人的慾望、啟蒙與自我實現等等,反映出導演深刻的反思、寬宏的視野、敏銳的觀察和油然而生的都市情懷。音樂和歌曲的運用有心思,值得一讚。我認為《明媚時光》應該在本地院線上映,讓更多人欣賞,一起默默地感受,陪伴翁子光思考,關於人。

《赤色風暴》(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社運青年和大學生必看。左翼份子激進蛻變成恐怖赤軍,破壞大於建設,有政治自覺但沒有道德良心的人對理性秩序做成特大危險,熱血青年空有政治意識卻傷及無辜玩弄群眾。以神話二字定性,道出一切政治行動都是宗教行動。

《風塵三俠決戰地獄門》(The good,the bad,the weird):也是新不如舊,我寧願重看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這個太胡鬧無聊,裡裡外外都很像舊日的港產片。

《捷古華拉》(Che):不及Motorcycle Diaries。Soderbergh將兩小時的內容剪成四小時。唯欣賞平視的角度,無神化捷古華拉。

《最熟悉的陌生人》(Helen):英國貨卻有北歐的冷酷feel,影像唯美,靜靜地呈現一個少女如何走入茫茫未知的世界,包括她的過去和一位陌生女死者的生活。

《我在娥摩拉的日子》(Gomorrah):寫實得近乎紀錄。揭露黑幕的社會控訴作品,沒有勇氣是拍不出來的。

《屈辱》:無疑令喜歡Coetzee原著的人大跌眼鏡,大家都知改編Disgrace是吃力不討好。電影版只是小說的精華濃縮,取其戲劇性一面,以冷靜抽離的手法作影像轉換,小說中的殘酷性、多層次思考、複雜的內心情感、文本互涉全部付之闕如。導演有意將權力及種族政治放到核心位置,用隔著籬笆的兩個房子並置作最終鏡頭用意甚明。導演將小說的優越之處一一清除,又不嘗試引入個人角度,加上麥高維治木口木面的演出,影片成績強差人意。

Hans Richter非我欣賞的那類Avant-Garde Filmmaker,有想像力但毫無深度。易文是不算突出的文人導演,年記頗好看,電影共看了六部,比較喜歡喜劇《香車美人》和悲劇《情深似海》,同是由優秀的葛蘭主演,前者寫年輕中產夫婦嚮住以私家車為象徵的現代生活生動活潑,後者雖失之於露但用心用情。歌舞片普普通通。

2009年4月10日

寫實.畫意.光影.神韻——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攝影展


最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開幕的「光影神韻——攝影大師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展覽,為館方「香港攝影系列」的頭炮,也是「大師的風采」專題節目之一,展期逾過半年,未免太長。乍看之下,參觀者的年齡層偏向年長,可能認識上述三位攝影師的人年紀都不輕,這同時隱現出香港沙龍攝影發展的一個趨勢。

1927年,劉半農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攝影藝術理論的研究專書《半農談影》,他在書中將攝影區別為寫真和寫意兩大門類,前者(如照相館和新聞攝影)是攝影的「正用」;後者傳達美,「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照相表露出來。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是隨時隨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來,必須有所寄籍。」

以寫真和寫意區分,可見三位攝影大師相似的創作動向。無疑他們不少早年作品都偏向於寫實,以現實主義的眼光望向戰後的街頭陌巷,這些黑白攝影作品重視光影構圖,靠近新聞攝影,但又自覺地反映出個人的關注角度,例如陳復禮的《流浪者》、《血汗》、《戰後》、《喜雨》、簡慶福的《兩修女》、《來生之願》和黃貴權的《委屈》、《回首當年》。

陳復禮的一些早年作品如《昨夜江邊春水生》和《徬徨》又令人想起郎靜山的集錦攝影,即在暗房中運用遮擋、套放的手法製作畫意攝影,由此可見陳復禮在早年已對寫實攝影和寫意攝影兩方面的共同關注。在1962年發表〈建立起畫意與寫實結合的新風格〉一文,他提出「以寫實為經,我們要學習寫實風格採擷題材的手法,盡可能不加擺佈,盡可能從現實環境和社會生活中去獵取題材。同時又要以畫意為緯,我們要保留畫意攝影在畫上刻意經營的努力,利用那些悅目的色調和完整的線條結構來突出我們的新題材。」陳復禮的代表作之一《搏鬥》是優秀的合成照片,也能夠貫徹上述的主張,而事實上他後期的作品愈趨向畫意而放下寫實風格,在與畫家合作的「影畫合璧」作品中更覺彰明顯著。

及至晚年,簡慶福和黃貴權從寫實轉向畫意,我比較欣賞簡慶福意境恢宏的作品,當中寄籍了傳統的詩情及高尚的情懷,例如巨幅、唯美的《壯懷激烈》,左上角題上英雄二字,六隻北海道丹頂鶴向天皋鳴,悲愴而不失壯美。黃貴權的作品傾向朦朧,據說受朱屺瞻的「獨」、「力」、「簡」畫風和光色的妙用所影響,但攝影作品的朦朧似乎溺於耽美,在視像上求巧,整體而言則未免重複單一。

綜觀「光影神韻——攝影大師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展覽,令我恍然感到,在當代藝術展覽中,美感已經買少見少了。當然美感早已不是藝術的唯一標準,但我們實在難以隨便將之捨棄,也許美感的發現,還有一些別的可能性。

2009年3月27日

懺情者與懺悔者——《讀愛》


改編不只是增多刪減或是借用或是忠實於原著的轉換手段,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尤其連結到風格、影像、鏡頭、場面調度、人物塑造、音樂運用、場景設定等範疇。近來看過一些改編電影,《盲流感》(Blindness)是挺出色的一部,Fernando Meirelles忠實地改編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原著,去蕪存菁,影像凌厲且充滿質感,構成了一部充滿深意的末世寓言式作品。反之,《屈辱》(Disgrace)叫人十分失望,Steve Jacobs過分忠實地改編庫切(J.M. Coetzee)的原著,除了一首一尾稍稍鬆動一下原著,整部作品是原著的簡約化、粗淺化之影像呈現。

電影《讀愛》(The Reader)是屬於比較成功的一方。導演Stephen Daldry和編劇David Hare顯然是好讀者,善於選取Bernhard Schlink原著小說中適合轉化為影像的段落,也適量地更易或增加故事橋段(尤其是中段),再配合沉穩而凝定的影像風格。只是內容相較原著難免有所縮減,也未能將其曖昧和盤托出。

我認為,《讀愛》的觀賞趣味在於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再而及於人物內心的秘密,然後才是人物關係,最後收結於歷史以及彌漫整合整部作品且揮之不去的罪疚(感)。

電影《讀愛》指涉了多個文學文本——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愛米麗雅.迦洛蒂》(Emilia Galotti)、荷馬的《奧德賽》、契訶夫的《帶小狗的女人》(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托爾斯泰的《戰爭和和平》、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里爾克的詩……還有許多許多。創作人的選取絕非無的放矢,而是留下處處機鋒,例如在萊辛的悲劇《愛米麗雅.迦洛蒂》裡,親王看中了愛米麗雅,先在途中殺害了她的未婚夫,還假裝救了愛米麗雅,她父親得悉陰謀,用匕首殺死愛女愛米麗雅。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在《體驗與詩》一書中指出,《愛米麗雅.迦洛蒂》的主題是「沒有法律的專制統治同人性的尊嚴這個新觀念的鬥爭」。那麼,《讀愛》中的漢娜眼見猶太人在納粹的統治下毫無尊嚴活下去,讓無辜者替她讀完書本,再送往集中營,動機就可以理解了——文盲當然會相信,閱讀就是最幸福的事兒,正如小說作者寫道:「她挑選她們是為了讓她們最後一個月的日子較易於忍受,最後都難免要被送回奧斯維辛。」——當然,可以理解不表示可以原諒。而在荷馬的《奧德賽》中,奧德賽歷經痛苦十年漂泊,《讀愛》中漢娜終於被判終身監禁(也可以說是自我囚禁,甚至自我執行死刑),表面上看南轅北轍,但他們都為自己所為受苦受罰,負上責任與沉重代價。

《讀愛》中的漢娜與米高都有不可告人的內心秘密,漢娜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是文盲,那是她堅决護衛的個人尊嚴底線,而米高的秘密就是十五歲那年夏天與漢娜之間的不倫之戀,他一直以為自己被漢娜利用,最終被拋棄。後來,被國家利用且被世人拋棄的,其實是漢娜。當電影/小說從米高個人的感受、道德壓力和他的故事,慢慢移入法律公義和創傷歷史的龐大陰影之下,悲劇的無形壓力也逐步令人感到沉重。沉重得令人透不過氣。尤其是,當米高成為法學生再成為律師,過程中幾番或遠或近再見漢娜,先是痛苦、憤恨,再而是無力、遺憾,帶著罪疚感,為漢娜朗讀文學作品及錄製錄音帶,再轉入最後的傷逝,執行漢娜的遺願。電影的敘述沒有一絲鬆懈,而是將遺憾與罪疚、愛與恨轉化成米高的懺情告白,更向自己的女兒揭開內心的秘密,在矛盾的感覺裡慢慢道出自己的人生,讓真誠的靈魂開始喃喃說話。

2009年3月20日

2009年3月19日

不打自己人:《機動部隊——同袍》

(刊於《香港電影》第十六期)

2009年3月13日

我們的時代——《夏菲米克的時代》


《夏菲米克的時代》(Milk)在本年奧斯卡金像獎中共獲得兩個獎項——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原創劇本,當然是實至名歸,反正對手也不算太強,辛潘更有驚無險打敗了《拚命戰羊》(The Wrestler)的米奇洛基(Mickey Rourke)二度奪得影帝殊榮。而論影片的藝術性,《夏菲米克的時代》甚至不亞於《一百萬零一夜》(Slumdog Millionaire)和《奇幻逆緣》(The Curio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比前者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夏菲米克的時代》是吉士雲辛(Gus Van Sant)的主流作品,雜用歷史檔案片段和仿舊片段,配合多種拍法依然遊刃自餘,可見導技確實不凡。雖然,我個人還是比較欣賞偏鋒、冷峻、前衛的死亡三部曲,尤其是《大象》(The Elephant,2003),而兩片的警世歷史教訓足以讓今日的我們引為借鏡。

《大象》的名片有典故可溯——Elephant in the room——是指人們對明顯的問題視若無睹。《夏菲米克的時代》其實也可作如是觀。影片中的夏菲米克在四十歲生日當天搭上同性戀人,二人搬到三藩市,在一個同性戀者聚居地開了一間相機店。從此,夏菲米克開始集結同性戀者,鼓吹關注同性戀者權利,更決定參選,以帶出政治議題並與大眾對話。夏菲米克屢敗屢戰,終於在最後一次競選中獲勝,成為區監事委員。他不斷遊說於三藩市成立防止歧視同性戀者的法案,爭取同性戀者不會在公共學校中被無理革職,努力推展同性戀平權運動。但他與另一委員天主教徒Dan White的反目,令夏菲米克遭Dan White槍殺。

今時今日在香港看《夏菲米克的時代》一片,不免感觸良多,在片中,我們看Anita Bryant等極端保守基督徒對同性戀者十分歧視,高舉家庭價值,卻不尊重同性戀者的人權與尊嚴,敵我二分唯我獨尊的態度令他們不樂於也不善於與他人對話,在公眾場合與傳媒面前多番出言不遜,也不懂運用合適的語言及修辭去游說群眾——反之,夏菲米克卻深諳團結的作用、透過傳媒發聲、勇於與對手公開辯論並鼓舞同道中人。

影片中的天主教徒Dan White過份重視個人的利益及權力,太投入政治遊戲而不能自拔,為製造議題而不顧一切,他的非理性令人反省到——沉迷於政治的旋渦中會否使人失卻自己的傳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人格。

電影以真人真事為題材,夏菲米克也絕對不是甚麼完美大聖人,他的私生活有紊亂不檢之處,但他也有愛與關懷,以及誠摯的血肉感情;他也有獨裁無理的一面(如強逼別人出櫃),但他也關心他人死活(如片中一位想自殺的同性戀者),面對死亡的威脅也毅然上台發表群眾演說,在當刻放下了自我。

近月擾攘教會內外多時的議題,令教會內部以至教會與社會產生了摩擦,合一的精神與關懷的心胸都不見了。《夏菲米克的時代》讓我們反省到某些教會人士是否遍城撒播仇恨和恐懼的種子。又也許我們有太多原則,太少關愛,一直以來香港教會介入社會的傳統是服務和關懷弱勢社群,而不是在政治議題上糾纏辯論。當然基督徒可以關心政治,但我不理解是甚麼原因令基督徒放下了自己的傳統和福音使命,二話不說就營造出敵我分明的形勢呢?基督徒是帶著或應該帶著哪一種語言進入社會大眾呢?但願大家都毋忘原初的使命,毋忘愛,毋忘夏菲米克。

2009年2月24日

馬後炮.奧斯卡

失望歸失望,不是一切都可以逆料。
今屆奧斯卡四個演員獎項一如大眾所估計,除了琦溫斯莉憑《讀愛》壓倒《聖訴》的梅麗史翠普有一點點驚險外,辛潘、希夫烈達、彭妮露古絲奪得獎項都十分正路。事實上,琦溫斯莉憑《讀愛》加上《浮生路》的演出足以予人雙倍信心向她投上信任,而梅麗史翠普的成就實在不需一個奧斯卡獎再作錦上添花。
失望的是,《一百萬零一夜》大獲全勝;理想的是,《奇幻逆緣》、《蝙蝠俠——黑夜之神》和《一百萬零一夜》平分春色。至少,《蝙蝠俠——黑夜之神》竟然未能提名角逐最佳電影和導演已令人大跌眼鏡,也應該可以得到不少技術獎項吧,最終只得一個最佳音效剪輯獎。《奇幻逆緣》是大衛芬查向主流示好的作品,票房也不俗,在奧斯卡鎩羽而歸,興許會回歸偏鋒呢。
單單看今年的提名名單,實在是2006年的翻版,我簡單比較一下:《夏菲米克的時代》和《斷背山》都運用具有爭議性的同性戀題材;《驚世真言》和《各位觀眾晚安》從真人真事下筆,牽引美國政治、傳媒及公眾人物;《讀愛》和《慕尼黑》同樣離不開德國納粹黨;《奇幻逆緣》和《冷血字傳》都跟美國文學沾上邊,前者改編兼大大擴充費茲傑羅有魔幻色彩的短篇小說,後者描述小說家杜魯門.卡波特創作《冷血》一書的心路歷程;而勝利者同樣是低成本的平庸作品:《撞車》和《一百萬零一夜》。《一百萬零一夜》可說是Hollywood遇上Bollywood,影像流麗,但愛情故事太老土,反而兄弟關係描寫得比較細膩。貧民命定成為百萬富翁只是幌子,主角除了靠被算盡設計好的所謂運氣,全憑創作人手中用不完的浪漫,就好比大仲馬的小說情懷。
綜觀去年的美國影壇,《蝙蝠俠——黑夜之神》是一枝獨秀。最佳外語片由《禮儀師之奏鳴曲》奪得,實至名歸。

2009年2月19日

2009年2月6日

《聖訴》——懷疑者的鬥爭與掙扎


《聖訴》(Doubt)在本年奧斯卡金像獎中共獲得五個提名——最佳改編劇本、女主角、男配角以及兩個女配角。《聖訴》原為John Patrick Shanley創作的戲劇作品,2005年奪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 for Drama),去年原作者自導自編再搬上銀幕,人物自然多了。戲劇版本中只有四個人站在舞台上——艾修女、費神父、珍修女和穆勒太太。四個奧斯卡演員提名就是這四個角色,據說飾演校長艾修女的梅麗史翠普和琦溫斯莉、安祖蓮娜祖莉現在是三強鼎立。

Shanley為《聖訴》的劇本定位為一個寓言,寓意確需索解,若然我們將《聖訴》化約為辦公室政治,甚至乎性別、種族的權力運作——不。不是。這是簡而化之的讀法——更核心的是宗教問題,關乎人性與道德現實處境,我們妄圖架空的重要範疇。

《聖訴》的爭辯源於人的缺點,也源於人的優點——珍修女的無知、艾修女的偏見和費神父的偏愛。弔詭的是,珍修女的無知實在無可厚非,因為她資歷尚淺,而且心地善良簡單,毫不隱瞞自己有疑心;艾修女的偏見實在無可厚非,因為她滿有經驗,而且對錯誤敏感,毫不留手;費神父的偏愛實在無可厚非,因為他認為關愛人重要,對有志成為神父卻沒有朋友的黑人男孩穆勒特別愛護。

《聖訴》的爭辯也源於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艾修女代表傳統,重視垂直秩序,管教嚴苛,她不滿孩子用圓珠筆寫字,感嘆書法滅亡;費神父代表現代,重視橫向關係,關心學生,他認為聖誕慶典中可以加入世俗歌曲,最後他更願意走下聖壇步入信徒之中。及此,我們作為現代人難免易於認同親切的費神父,站在他的一方批評她的古板固執,但是——不。不是。弔詭的是,在等級制度(hierarchy)中,費神父在艾修女之上,傳統守舊的艾修女以下犯上,「鬧革命」趕跑了費神父,她在校長室甘心擲下十架不惜下地獄與費神父鬥爭到底的氣概,可見她能夠比費神父更像一個反叛權威的現代人。艾修女代表的傳統在當刻自行瓦解同時自我逆反,神父們其實早已不大重視等級(從吃飯的場面可見一斑),當權力關係一下子就越過了土崩瓦解的等級關係,令人難免追懷往昔傳統的穩定秩序與合一精神其實可以控制亂局,令問題可按部就班解決。

《聖訴》的爭辯當然源於懷疑(Doubt)——艾修女懷疑費神父有孌童行為,雖無證據,也不確定,但她站在審判者角度主觀地看費神父,產生了必然意識,懷疑他人,深信別人有罪,直至最後才坦誠懷疑自己,追蹤惡事遠離了上帝。人們在不確定中追求確定,但所謂確定不是真理和真相,而只是單方片面的觀念,我們是否太快審判他人而缺乏自我審視及審時度勢?

回頭看電影一開場費神父講道,主題正是懷疑,他指出人在困惑中對上帝懷疑,不肯定上帝的引導,難免孤單失望,但他安慰人們,懷疑也使人連成一線,即使迷失了,也不是孤單一人。費神父明顯地放下權威,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問題,其實自身也有一些問題,因為他似乎遺忘了神父的工作包括宣講上帝全能全知的本質、基督十架上的困惑以及聖靈的同在。但願這一句富有深意的結束句不是普通的慣用念白,而是認信的告白——奉父、子、聖靈之名。阿們。——好像影片最後的鏡頭,俯鏡:悲天憫人。

2009年2月4日

八月的奈良

(全文見《香港文學》第290期,另收於《家具清單:香港文學散文選[2009.01-2012.06])

2009年1月30日

北京紀遊——從天安門出來

從天安門出來,越過金水河,走進隧道,到了廣場,感覺到狂風驟然從正面吹來,彷彿要將我拋擲到天空去。廣場上人不多,疏落地,孤獨地,沉默地,往前走。風箏分割雲朵,虛弱的線向天求索。風很大,我將衣服的鈕扣扣好,低著頭,彎著身,駝著背,往前走。正前方就是人民英雄紀念碑,背後的建築是古代,眼前的景物就屬於現當代了。共產黨眼中的百年近現代歷史已成為僵硬的浮雕——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戰爭。勝利渡長江。再前面是毛主席紀念堂。

我聽見吶喊,很清晰。

(全文見《文匯報》2009.1.30)

2009年1月23日

北京紀遊——最後的貴族

一個北方城市在陽光之下不斷轉變,年復年,月復月,當初的模樣一如曾經塗寫在牆壁上的文字,早已無人知曉,但新的事物總有一天又會變得令人討厭,被更新的事物所掩蓋、取締。城市在藍色的天空下不斷轉變,直到有一天,有人認定這裡是首都,是中心,是重點所在。

(全文見《文匯報》2009.1.23)

2009年1月10日

浮游‧詩歌:在流行歌中找到詩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月台》合辦的2009年度文學月會講座即將舉行,是次主題為「私言詩語」,歡迎各位老師和同學到場欣賞。 
題目:浮游‧詩歌:在流行歌中找到詩
日期:2009年1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講者:鄭政恆先生(詩人、影評人)、恒一先生(小說作家、雜誌記者)

查詢電話:2921 2649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6時)
免費入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