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詩人怎樣看當下的處境呢？今屆文學雙年獎新詩組推薦獎得主之一的鄭政恆，就認為寫作急不來，慢慢寫，是他採用的方式。「我將這當是一個現象。」鄭政恆這樣說。「我第一本詩集是在2007年出版的《記憶前書》，當時是參加一個出版比賽得獎出版的。這麼多年來，我才交出了現在這一本新作。我想，依這個節奏，我下一本可能要在廿年後才出版吧。」鄭政恆笑說。
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他，自言是在夾縫中成長的一代，這令他明白到，兩代人的差距為什麼會這樣大。「例如說，我仍是電視作為主流媒介的時代長大，而我對紙本也有感情，但同時，我對網絡也不抗拒。當然，對我來說，有一個壞處就是兩邊不討好吧？但在這種夾縫之中，我理解新一代寫作者，是有着一種創作上的焦慮。」
這種焦慮，他認為有機會出現在每一代創作人身上，當文學前輩為文學累積了一定的傳統，新一代總有人會想着擺脫創新，「因為創作者總是想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便會想，不能完全跟隨上一代人的腳步。」
例如說，他認為，像生活化的詩歌，香港上一代的詩人已經發展出一種傳統，「那已經發展到一種極致，那我們如何創新的？那受影響的焦躁是這樣出現的。」而在生活化的詩歌上，我們又更可看到新一代先天的不足。如他在出版《記憶前書》時，他寫作依靠的，是青春對表達自己的渴求，但其經驗本身，並不是艱苦的，反而帶有某種貧乏的局限。「在二十多歲前，我基本上的生活經驗，都是局限在香港的。到了二十歲後段，才有機會出國。我記得當時我是到了日本。然後我終於有機會印證我在文學、電影中看到的東西。」
然而他會覺得這種先從藝術接觸，後來才接觸真實的方式不好嗎？「我倒是認為，這方式也有其好處。作品提供了我一個角度，去理解我親身看到的世界。如果沒有這些作品，我想我也不能以那一種方式去理解那世界吧？」
一個人的經驗，可以怎樣通過文學去重現、反思、宣洩？「無論如何，當我與作家們談話時，一開始可能覺得，我了解到那文化了。但漸漸你會發現，在其背後有着難以簡化的文化底蘊，你不能通過三言兩語去了解。通過文學也許好一點，但那也是不全面的。」
「然後，我覺得，文學可能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人。不是每一個作家都需要這樣想，但起碼這是我的想法。在愛荷華時，我被理解的角色是一名詩人，但到最後我也是一個人，我選擇了用詩去表達自己，這是我所以成為一個人的方式。我只能用自己的經驗去寫作，而到最後，寫作也是回到人的本身。」
他這樣說，「現在，我唯一的寫作自覺，就是要再放慢一點。詩歌是急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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